的誰跟誰好上了，亂哄哄的，我覺得特別孤獨，沒事就寫寫文章消遣。

王樽：當時是寫給自己看，還是為了在報刊上發表？

馬儷文：不懂，想什麼就寫什麼，《一個女孩的自白》，投給《當代青年》雜誌社，第一次徵文，得了唯一的一等獎。主編鄧皓給我回信，說你這篇文章錯別字特別多，又沒用正規稿紙，標點符號也不準確，但是我還是把你這篇文章作為一等獎。他這封信寄到家裡，很久我才看到。團里正在外地一個縣裡演出，有一天，我和團裡賀姐坐著人力三輪車去集市上逛，我在郵局買了幾本雜誌，坐在車上看，就突然發現雜誌上登出我的文章和獲一等獎的名單，哈，當時，我就沒心思逛街了。

王樽：那樣窮困的環境，缺少娛樂生活，又沒有什麼電影看，對影像的迷戀來自哪裡，是電視嗎？

馬儷文：不知道算不算從電視上來的。不過小時候經常為看不上電視而傷心，我們家沒有電視，我和弟就搬個小板凳去鄰居小夥伴家看，開始人家家長也不說什麼，可晚上人家都上床打呼嚕了，我們還在那看，趕都不走。後來那家家長一到晚上六點，就鎖門，我覺得一種願望被打破了，好像那時候演的是《鐵臂阿童木》什麼的，演《排球女將》時也找不到地方看，聽著別人家傳來的片頭音樂，我會難過得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失落感。我家對門衚衕住一對新婚夫婦，站在我家門口可以透過窗隱隱約約看見他們家正對窗擺放的電視，那對新婚夫婦發現我和弟隔窗看電視，“呼”地一下就把窗簾拉上了。我就覺得一個世界就這樣被關上了，把你拋在了外面。

後來，家裡買了電視，黑白的，就拿彩色片機遮在前邊，每天都要看到雪花閃，就覺得那是一個透氣的視窗，另一個世界。

發現電影

王樽：我接觸過不少“北漂”，在他們中間流傳著“要成名，進京城”的說法，但據我所知絕大多數都很艱難，能浮出水面的鳳毛麟角。你剛到北京時情況怎樣？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9）

馬儷文：我是一個特別雜的人，當時到北京上學的時候，一個老師問我：“你會什麼？”我說會畫畫；會寫文章；還唱過歌、跳過舞。老師說，你最好只會一樣。（笑）

我到北京來才開始第一次真正意義的接觸電影；話劇也是第一次看；當那大舞臺能翻轉旋轉時，我就非常容易受到感染。再小的時候，基本上沒有電影的概念，即使看也是為了談戀愛，目的和心思都沒在電影上。應該說，對電影沒有什麼體會，完全是看熱鬧，比如看演員的漂亮。

在文工團時，當時的夢想跟電影完全沒有關係，就是渴望自己的團隊能跟崔健同臺演出。

王樽：崔健曾經是你的偶像？

馬儷文：喜歡他，他纏著紅布唱歌……那些最流行最憂傷的最激情的歌還是潛移默化地會影響你，一天聽六遍、十遍，不影響也影響了。崔健對我們是有啟蒙意義的，當時所有的人都在唱我們大國家如何如何，大祖國如何如何，只有他開始唱，“我曾經問個不休”，是以“我”在開始，以個人在開始呼喚……我覺得崔健在中國文化界的意義，遠遠沒有被評價到應有的高度，也沒受到應有的尊重。

王樽：那麼，認識電影是從中戲上學開始的？

馬儷文：應該是。愛看錄影帶，那時還沒有碟，上課都是錄影帶，瘋狂地看。

當時真的是一塊幹海綿來到北京的，原來，我是在一個完全不合適自己的位置上混了很多年。來到北京，覺得到處被吸引，發現自己原來那麼多空白，一個朋友隨意的在畫畫，簡單的畫，畫得那麼流暢悠揚，都能讓我心動，對那些有才華的事情，有才華的人我不能完全無動於衷。

王樽：一個過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