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軒在奉天轉車，前往蘇俄。

進入東北的地界，他發覺時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時日本已經開始在東北實施大規模的移民計劃了，這是日本入侵中國的開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廠經商為主。

在東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軍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東北三省作為軍事基地，為此支援張座霖使東北三省獨立。

一旦發現張座霖不聽話，就在鐵路上放炸藥把張座霖炸死。

這就是作為棋子的悲哀。

林子軒想到以後東北的局勢，心情沉重，等到進入蒙古境內，才算好一些。

他覺得自己不能老是帶著歷史的眼光看待這個時代，那樣會陷入無休止的苦悶之中，還是要活在當下，積極的去做改變。

當火車駛進蒙古的時候，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一個院子裡，幾名女學生正在談話。

她們相約明天要穿厚一點的衣服，可能會捱打，穿厚了可以頂槍棍，水龍頭澆。

這幾名女學生都是學生會的骨幹，其中就有許廣評。

第二日，許廣評沒有直接參與遊行，而是把手頭抄完的《小說舊聞鈔》送到魯訊的住處。

她放下手稿，準備前去和同學集合，魯訊攔住不讓她去請願，而是留下來抄寫稿子。

到了十點多的時候，有人來報訊，說鐵獅子衚衕執政府命令軍警關起兩扇鐵門拿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多少還不知道。

許廣評跑回學校，發現她的同學被槍打死了。

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魯訊所說的“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次政府對於學生的屠殺引起輿論的強烈譴責，魯訊更是寫了文章抨擊政府的暴行。

大多數人都在譴責段祺睿政府。也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那些鼓動學生遊行示威的師長或者前輩們是不是也要負有責任。

這人叫做陳原，他在3月27日的《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閒話》。

在文章裡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透過法律手段來獲得公正。

“這次慘案的主謀是誰，下令的是誰，行兇的是誰，他們都負有殺人的罪，一個都不能輕輕放過。我們希望即日成立特別法庭，徹底調查案情，嚴正地執行各罪犯應得的懲罰。”

這本來沒有什麼。但他在文章的最後提到了誰該為學生的死負責的問題。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麼鼓動者呢？

他舉例說女師大有位叫做楊得群的女士，來自湖南，家境不好。

楊女士在師範學校畢業後，教了六七年書，節衣減食，省下了一千多塊錢，到北平求學。

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佈告。停課一日，叫學生都去請願。

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迴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衛隊一放槍，楊女士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也中彈而死。

一個好好來北平求學的女子就這樣死掉了，誰該負責呢？

於是。陳原認為這樣激烈的請願抗議活動就不應該讓女人和孩子參加，那些鼓動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樣的言論在全國一致聲討段祺睿政府的聲浪中顯得獨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評，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動者，認為陳原汙衊學生的正義行徑，是幫段祺睿政府脫罪，是軍閥政府的幫兇。

魯訊同樣是一位鼓動者，他曾鼓動青年走掀翻桌子、廚房放把火的決絕道路。

但是出於私情，也不想見到熟人因此吃虧。

1925年4月，他在給許廣評的信中這樣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