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以偏安，將來或許可以漸漸恢復國土。若戰則全域性覆沒，中國永亡矣。

以至於常凱申在南京淪陷後，在日記當中感慨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階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

在軍令部長徐永昌看來，公開主和者其實有限，更多的是隱性求和者。因為公開主和會被罵漢奸，所以官職越大、全力越盛的人，往往口是心非，高呼抗戰而傾向妥協。

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擁有軍事實力的地方首腦，在劉湘病逝以後，只有共黨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戰派，其餘皆心懷叵測。

所以在抗戰之初，常凱申是非常孤立的，靠著乾綱獨斷才把中國拉上了抗日的戰車。

正因如此，汪兆銘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從1938年冬開始走上公開求和的道路。他覺得自己能一呼百應，然而真正的實權人物卻不跟著他混，身邊追隨的盡是些政治失意者。

當時的輿論風向是：戰敗可諒，言和有罪。

對於汪兆銘的“豔電”，雖然有無數人破口大罵，但卻不乏同情和共鳴者。因為他們也是這樣想的，只是汪兆銘當了漢奸，而他們不敢當漢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這種軍政官僚整體趨向於妥協的情況都未改變，國黨中央黨務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憑心論之，目前能以支援大局，堅決不撓者，亦似只有彼（老蔣）一人。自餘之文武大員，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諸口者，比比皆是，終以蔣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絕對服從，忍耐痛苦，堅持到底。汪先生之離變，正為一般有知識者之代表。”

我們以前揭了常凱申許多黑底子，但實話實說，老蔣對抗戰的貢獻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種微操作坑害隊友。他身邊的那些軍政大員，十有**都想著趕快議和，老蔣透過獨裁手段生生壓了下來。

這也是即便到了抗戰後期，還有很多熱血青年支援常凱申的原因，他們認為唯有英明領袖獨裁才能抵抗到底。

可想而知，現在丟了廣州，武漢馬上也要棄守，中國疆土淪陷近半，那些軍政大員計程車氣該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認為，中國能夠堅持一年而不速亡，那是因為日本還沒有來真格的。

陳寅恪就更悲觀了，直接在詩裡來一句“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斷恐待來生”。他把中國比作南宋和南明，認為抗戰勝利是不可能的，收復華北只能等到下輩子了。

你自己悲觀倒也罷了，為什麼偏要寫成詩歌，讓這種負面情緒影響更多人？

後世有本描寫文人南遷的書叫《南渡北歸》，書名便是引用於此，但未免有些不合適，文人們並非一個個都像陳寅恪那麼悲觀。

倒是陳寅恪的父親更有文人風骨，在平津淪陷後，陳三立先生堅決不願投日，絕食五天，憂憤而死。

當然，咱們也不能把陳寅恪往死裡批判，他只是悲觀消極太甚，愛國之心還是有的。至少陳寅恪在香港的時候，兩次拒絕日寇的威逼利誘，輾轉跑去西南大後方當老師。

陳寅恪的思想和行為很矛盾，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他對時局既悲觀又失望，還寫詩埋怨老蔣的抗戰是獨夫行為，把國家前途當做賭博來孤注一擲。面對日寇40萬大洋的利誘，他又能冒死兩度拒絕，跑到西南的窮鄉僻壤去過苦日子，並餓著肚子一邊教學一邊做研究。

胡適的選擇又不相同，他在抗戰初期，跟陳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樣，其後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轉變。

或者說從未改變，胡適一向是“實幹派”和“悲觀派”。

七七事變以前，胡適上躥下跳搞求和，多次請命擔任中國駐日大使，要為中日兩國的友好貢獻力量。一看戰爭已經無法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