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期的蔡根林的《東陽江》，意蘊就不那樣單純：它或許是顯示了這一代人生命深處更為豐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憶裡，不僅有“無憂的童心”，更是處處流淌著“憂鬱”：“我喜歡憂鬱地在樹叢穿行，/任錯雜的灌木鉤破褲腿，/穿過樹叢，在江邊，/矚待東邊出現的白帆……/我羨慕散搭在沙灘上的，/像曠野里長著的蒲公英一樣的帳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撐排人”；“東陽江，……你啟發我去探索更寬闊的天地，/我穿著你的水珠浸溼過的/你的沙礫灌滿過的/草鞋，未長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記憶裡，更抹不去的，是這條母親河長久沉默後的“兇猛的爆發”，以及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無盡的苦難：“鄉人們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頑強地生活，/只在精疲力竭的夜，/聞到槳腥味時才發出痛楚的嘆息。”“東陽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樣地去愛人類，愛陽光和雲霞，/你教我像你一樣去忍受和沉默，/爆發和反抗，發出像你一樣粗獷的吼聲。”這首詩裡所顯示的，與生養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鄉親的血肉聯絡，以及從父輩那裡流傳下來的“愛”與“反抗”，“沉默”與“爆發”，或許是這一代人生命中更為內在與根本的東西。而詩中所流露出的心靈的憂鬱、悸動與不安，也同樣傳遞著某種時代的資訊，儘管暫時無論是發表這首詩的《紅樓》編輯，還是它的讀者，甚至連詩人本人都未必意識到這一點。但這首詩也就成了那個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歷史時刻中國青年的心聲。二十世紀末，當一切塵埃落定以後，已經是權威的文學史家的謝冕，把這首刊載在《紅樓》上的年輕大學生的詩選入他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8卷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作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作，這正是一種歷史的眼光。

人們還注意到，《紅樓》1957年第2期的《編後記》，據說這是林昭寫的：“我們希望能在《紅樓》上聽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燬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一期出版於1957年3月1日，早在1956年文藝界已經出現了“干預生活”的文學浪潮，其代表作《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訊息》等早已在影響最大的《人民文學》上發表，在孫玉石前述回憶中提到的引起大學生們極大興趣的話劇《同甘共苦》也是這一思潮的產物。在前引《紅樓》發刊詞裡就已經有了“干預生活”的說法，這裡對文學的批判功能的進一步強調，則反映了像林昭這樣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輕大學生的內在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激情，他們對“舊社會的遺毒”（後來就被概括為“陽光下的黑暗”）的敏感；這或許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陽光下的幸福的年輕詩人所不理解的，這裡，實際上就已經預伏著此後《紅樓》內部的分裂。

但眼下卻並不見裂痕：讚歌與情歌仍是《紅樓》的主旋律。僅是發表於第2期的林昭的《姑娘說——調侃“獎章詩”的作者們》，多少顯示點不同：如詩題所示，這是一首諷刺詩，調侃的物件是那些將“勞動”與“愛情”作簡單聯絡的“新情詩”的作者：“親愛的作者，你幹嗎非得要/在我胸字首上各式各樣的獎章？/你那可憐的抒情詩啊，/為什麼總只能粘在獎章上？∥看著你的詩，我不由得悲傷地想，/誰知道吸引你的是我，還是獎章！/假如世界上沒有了獎章這東西，/難道說你就無法把愛情歌唱？”這背後，其實是隱含著詩人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