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同學的創作欲，鄧美萱、李鑫辦起了手抄版牆上小報《小火星》，許多今天看起來也是最大膽先鋒文學作品，都在那裡發表。為了享受一場人藝名流演員演出的話劇《雷雨》，全班人散場後無車可坐，竟曠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學校已經是凌晨四點了。我們宿舍的六個同學，個性與趣味各異，天南海北，無所不談，後來索性弄一張紙，用毛筆寫了‘六味書屋’幾個字，貼在宿舍的門口。張時魯用他的內蒙口音，給我們這些從中學來的，經常大講蕭洛霍夫、傑克·倫敦、海明威，他讚不絕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靜靜的頓河》、《荒野的呼喚》、《老人與海》！……’他像一匹飢餓的狼，吞噬著一些西方的現代名著，總是埋頭寫自己的長篇小說。才華橫溢的孫紹振，讀的書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馬一樣自由無羈，他和才女溫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鋒的作品的資訊，傳到班裡來。‘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嶽野的話劇《同甘共苦》，真是妙極了！’於是，我們班裡很多人搶著讀這些作品，為蕭洛霍夫對於戰爭摧殘人道的描寫所震撼，為一些老幹部進城後的喜新厭舊而憤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從小說到電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稱讚，簡直崇拜得五體投地。普希金、萊蒙托夫、聶魯達、希克梅特，艾青的《寶石的紅星》、《在智利的海峽上》……幾乎成為我們幾個喜歡詩歌人口頭議論的專利。……在宿舍裡，教室裡，孫紹振常常伸出雙臂，尖聲高叫地朗誦著：‘伐木者，醒來吧！’”

這“醒來”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恆：孫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後，回首往事時，“不能忘卻的，而且要刻骨銘心要牢記於懷的”，依然是這呼喊。孫玉石：《“如歌”的歲月裡》，收入《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頁10—11，頁12。

於是，我們發現，1956—1957年的中國校園裡的年輕人，正處在精神的甦醒之中，內心湧動著對知識、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創造的衝動。年輕人的創作才情如熔漿般的噴發了。在《紅樓》上經常可以讀到這樣的“北大文藝動態”：“中文系三年級同學王磊同學的詩集《寡婦淚》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本校音樂創作組劉季林同學（中文系二年級）創作的音樂作品《少年鋼琴曲》已被音樂出版社接受出版，這是作者的處女作”《北大文藝動態一瞥》，《紅樓》第4期。；各個外語系紛紛編輯出版學習翻譯的刊物，計有俄語系的《十月》、東語系《翻譯習作》、西語系《橋》等，中文系的班級手抄刊物也如雨後春筍，如語言專業二年級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壇》、《小火星》、朝鮮族同學的《長白山》，新聞專業一年級三班的《向日葵》等《北大文藝動態一瞥》，《紅樓》第2期。。校園文化活動也很活躍，據報道，蘇聯作家波列伏依、卡達耶夫，印度作家庫瑪爾，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夫人，蘇聯電影大師邦達丘克，中國作家、學者###吾、陸侃如、劉大傑、康濯、吳祖光，電影演員趙丹、白楊、黃宗英、孫道臨等，都曾來校與學生見面、座談。《北大文藝動態一瞥》，《紅樓》第2期、第3期。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3）

《紅樓》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北大詩刊》（1955年創刊，初為32開本，1956年改為16開本），聚集了幾乎所有的燕園詩人，後來張元勳作了這樣的描述：“當時的社長是現代派詩人趙曙光，社員則有古典派詩人崔道怡、哲理詩人馬嘶、李任、海濱詩人孫克恆、敘事詩人薛雪、抒情詩人張玲、學者詩人謝冕、大漠詩人任彥芳、唯美詩人王克武等”，當然，也還有林昭和張元勳自己。當年，他和林昭一起負責編輯《北大詩刊——1956年新年專號》的情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