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這種無條件的絕對服從不僅是盲從，更導致了人的工具化與異化——一位青年詩人這樣自責：“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馴服的奴隸”（杜嘉蓁：《組織性與良心》）。而尤其讓這些覺醒了的年輕人感到痛心的是，這樣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一旦成為定勢，就形成了“習慣的機械勢力”：只要不同意領導就是思想有問題，或者可能是反黨，喜歡思考或不按照規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後分子”，“聽說是反動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這樣不自覺地，機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時地傷害著別人與自己”（譚天榮：《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問題，沒把問題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對”（劉奇弟：《論當前的整風——民主運動》），以至“造成了對一切不懂的東西的無條件的仇恨”（譚天榮：《救救心靈》）。正像魯迅當年面對著“無物之陣”一樣，今天新中國有思想的年輕人又為這樣的“習慣的機械勢力”所包圍，欲掙扎而不能，陷入了無以擺脫的困境。正是在這“習慣的機械勢力”的支援與擁戴下，對“不合人們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精神生活中的常規（譚天榮：《我們為了什麼》），這樣的實現在歡呼聲中的“群眾專政”（這正是共和國的一個專有名詞），是真正令人恐懼的。當人們歡天喜地地將自己的有頭腦的兄弟姐妹送上審判臺上時，他（她）們自己的心靈也受到了扭曲與損傷，“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識的貧乏，思想空虛和意志薄弱，造成了習以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殘害”———面對這樣的新的國民性的弱點，一位“右派”學生領袖這樣寫道：“我看到了這一切，希望改變這一切，而又被那些誠實的人所反對，這件事對於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譚天榮：《救救心靈》）

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5）

這發自內心的深沉的悲嘆，使人不能不想起當年同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於是，與1918年“救救孩子”的吶喊相呼應，1957年的中國又響起了“救救心靈”的呼喚。而人們首先要爭取的，就是人所應有、獨有的精神的自由，獨立思考的權利，他們莊嚴宣告：“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允許懷疑的問題”，“任何人都有探討一切問題並堅持自己見解的權利”（劉績生：《我要問、問、問？？？……》），“我們要思考，除了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不讓想嗎？偏要想……我們要走自己的路！”（譚天榮：《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還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宣佈我們“不承認任何種類的外界權威。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審判檯面前，或者開始證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其存在權利。思維和理性成了測定一切現存事物唯一的尺度”。這樣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慮，藉此使自己的主張具有某種合法性；但確也表明，這些自稱“強壯而又心懷惡意的小傢伙”，比起他們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衛道者”，是更懂得、並且真正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批判精神的。他們因此而不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北大精神的真正傳人；可以說，他們所發動的，是繼五四以後又一次“新文化運動”——在一個高度集權的時代裡，進行新一輪的“國民性的改造”。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勝利了，從而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那麼，1957年的這一次悲壯的努力，卻是以所有參加者的一網打盡而宣告失敗，但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卻事實上在19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中得到延伸，儘管後者未必自覺意識與承認這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當年所提出的問題與任務，仍然是今天的中國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他們當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著新鮮的生命活力，他們思考的成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