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世界的，隸屬於政治的，國家本位的，形而下的，經驗的，相對的，偏於“術”的；後者是實體（彼岸）世界，超軼政治的，人的個體精神本位的，形而上的，超驗的，偏於“道”的。兩者互相矛盾，又互相補充、制約，滲透與影響，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它表現了蔡元培先生作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教育家與自由主義教育家的統一，因而，這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2）

但蔡先生同時又強調，“教育者，則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於實體觀念之作用”，也就是說，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世界觀的教育是教育的終極目標”（參看李華興主編《民國教育史》有關論述）。他的這一思想集中體現於他為教育與大學所下的兩個定義上：“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而在學問的研究上，他又主張：“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研究融貫科學的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他強調的是終極價值體系的重建，而大學正是責無旁貸。在具體學科的設定與安排上，他明確提出：“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於《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

前文所引最後一句“迄未實行”，說到了蔡先生教育思想在中國現實中的命運：儘管人們以蔡先生為中國現代教育之父，但他的教育思想卻從未完整地實行。——這恐怕也是中國一切先驅者的命運。正像本文一開始所介紹的，從民國初創立教育宗旨時，即已被閹割：只剩下了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與德育的教育這下半截，而上半截世界觀教育與美育則被腰斬了。這腰斬又意味著什麼呢？蔡先生有一個明確的說明：“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這就是說，如果教育只剩下下半截，侷限於“隸屬於政治的教育”（儘管蔡先生仍是很重視這些方面的教育），教育就不能從根本上與專制時代或含專制性質的時代的教育劃清界限，完全走出其陰影。而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蔡先生曾談及中國民族、國民常“見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的思維，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佔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儒家學說對形而上問題的迴避，導致中國宗教傳統的匱乏，缺少終極性的關懷，有著密切的關係，以致蔡先生所倡導的形而上的世界觀教育與超功利的美育，很難被人們所接受，更談不上不變形地實現了。這正是中國教育的現代化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也是一個基本的難點吧。

我想，理清發生在本世紀初的這場歷史的公案，對我們認識今天所面臨的教育問題，是會有啟示的，至少說明積弊已深，必須從根柢上，對教育的基本觀念、宗旨——例如“什麼是教育？什麼是大、中、小學校？辦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這些原點進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寫畢於燕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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