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頁125—126。。後來蔡元培離開北大，學生竭力挽留；當時他的老朋友也勸他不要回來，說現在學生“氣焰過盛”，將來很難“納之軌範”。張菊生致蔡元康函，轉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21。蔡元培自己則從大家的挽留中，發現事情似乎成了“有蔡元培就有北大精神，沒有蔡元培就沒有北大精神”，校長個人的進退可以影響整個學校的存在與面貌，在蔡元培看來是不可取的。正是從以上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對學生的控制，二是著眼學校的根本發展，蔡元培感到了建立一個比較穩定的秩序和完備組織系統、規範的重要與迫切；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進行學校體制的建設。其首要任務就是把學生拉回校園專心讀書，不要總是參與外面的政治活動；另一方面則要加以制度與紀律的約束。由此形成了在五四之後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戰略思想和基本方針，即要把北大引向學院化與體制化的軌道。這可能是必要與合理的，但體制化的過程也就是一種新的權力關係的確定，建立秩序的過程，也就必然要與學生髮生一定的衝突。如前述蔣夢麟的回憶，他最擔心的就是不易維持紀律，學生難以納入規範。講義風潮之所以引起蔡元培如此強烈的反應，並且要採取這麼強硬的態度，就是因為在他看來，這是關乎能否維護他的校長權威，更關乎他的將北大，特別是學生納入學院化體制的大局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7）

那麼，五四以後，北大學生的狀態如何，有什麼樣的動向與選擇呢？

這裡再講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蔡校長回來後，全校師生開了一個歡迎大會，北大學生運動領袖，也是著名的演講家，一個叫方豪的學生，作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講——

回憶返里之日，人爭走相問曰：“蔡校長返校乎？”生等嘆大學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學新紀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誕矣！生等於此有無窮之歡樂，無限之興奮，祝先生健康！大學萬歲！

接著，他又說了一段話——

昔者，先生之治大學者以兼收並容，訓學生者以力爭報國。生等亦深信大學生之貢獻，在增進世界文化，以謀人類之幸福；而對於國家社會之現象，惟負觀察批評之責。奈何生居中國，感於國難，遂迫而犧牲神聖學術之光明，以從事愛國運動。

這段話很有意思。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這裡顯示了學生與校長在認識和選擇上的錯位：“學生並非不理解蔡校長的良苦用心，也並非不能接受蔡校長的教育理念，只是國難當頭，熱血青年不可能‘兩耳不聞窗外事’”；鄭勇：《蔡元培：在“讀書”和“救國”之間》，收入《觸控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年，頁65。表面上誰也沒有反對“讀書救國”，但校長強調的是“救國不忘讀書”，學生強調的是“讀書不忘救國”；校長要學生“回來”，學生卻欲罷不能，因為國家還是這個樣子，沒有變。這就發生了學生和校長認識上的錯位。

但是話又說回來，這只是少數學生，大多數學生的狀況，卻是像胡適在講義風潮發生後寫的那篇文章裡所描寫的那樣，“‘五四’、‘六三’以後，北京大學‘好事’的意興早已衰歇了。一般學生仍回那‘挨畢業’的平庸生活；優良的學生尋著了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