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輯佚的基礎上又廣搜博徵，加以補充，是目前能見到最全的版本。根據這個版本，《漢末英雄記》尚有佚文一萬兩千字，約相當於原書的五分之一，涉及人物五十餘人。

這些人包羅廣泛，既有曹操、劉備、孫堅、袁紹、袁術、呂布、公孫瓚、劉表、劉璋、張揚這樣的割據群雄，也有董卓、李傕、郭汜、楊奉、胡軫這樣惡名頗多的軍閥；既有劉虞、張儉、王匡、涼茂這樣的名士，也有周毖、伍瓊、臧洪這樣的俠客；既有天下知名的風雲人物，也有像李叔節、關靖、劉子惠、趙浮、朱漢、尚子平、韓珩這樣的小人物；既有成功的典範，也有像丁原、韓馥這樣的悲劇英雄；既有武將，也有像孔融、逢紀、審配、郭圖、向栩這樣的文士。所記錄的事蹟重點在董卓之亂後到赤壁之戰前，也就是王粲生活的主要年代，對王粲來說，《漢末英雄記》就是他對漢末三國曆史的“口述實錄”。

這部書冠以“英雄記”的名字，顯然是把上述這些人都當成英雄來寫，這涉及到對“英雄”概念的理解。“英雄”一詞據說最早出於東漢班彪所作的《王命論》中，班彪在總結漢代立國經驗時認為，“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是劉邦成功的關鍵，與王粲同時代的劉劭認為“草之精秀者為之英，獸之特群者為之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到了近代，“英雄”一詞又有了新的內涵，梁啟超眼裡的英雄除了“貴乎豪傑”之外，還必須能“謀團體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為目的”。通常人們心目中的英雄要麼是安邦定國、建立功業的領袖人物，要麼是揚名疆場、保家衛國的勇士，要麼是除暴安良、行俠仗義的俠客，他們是一群在普通人中間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們能夠帶領人們做出巨大的、對人們有意義的事情，他們通常擁有藐視一切的能力，有傲視群雄的氣勢，普通人對他們不但敬畏，而且難以捉摸。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為善、行善，必須有義和勇的品行，只有具備這些素質才能被稱為英雄。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漢末英雄記》裡所載的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稱為英雄。他們有的身上有善也有惡、甚至惡比善多，他們有的知名度一般、更沒有特別突出的“英雄事蹟”，還有的僅為文士、文官，沒有上過沙場也沒有行俠仗義。但王粲把他們統統寫進《漢末英雄記》裡，因為在王粲的英雄觀裡，不以貴賤論人，也不以成敗論英雄，他既看中大英雄、大豪傑，也關照小人物、小細節，他所謂的“英雄”，其實就是漢末各類精英的總和，是各種人才的統稱，只要他們能因時而動，無論憑體力還是智力，也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只要在歷史上留下過自己的一頁，王粲都用筆把他們的事蹟記錄下來，這與司馬遷發憤著《史記》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漢末時代精神向務實、通脫演變的一種體現。

一部被忽視但有特殊貢獻的史書

王粲有博學強記的天賦和家學淵源的優勢，他善於屬文，又親身經歷過許多歷史事件，長期在曹操身邊任職，與曹丕、曹植等人關係融洽，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漢末英雄記》的與眾不同。這部史書以第一手資料為基礎，不僅有較強的可信度，而且經過王粲的精心加工，藝術水平和可讀性也較一般史書更強。

《漢末英雄記》最晚寫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時曹操還在世。這部書寫成六十多年後，陳壽才開始撰寫《三國志》，又過了一百六十多年范曄才開始撰寫《後漢書》。《漢末英雄記》如今只剩五分之一，僅用這些散篇與上述兩部史書進行對照，就會發現《三國志》、《後漢書》直接引用、移植有時甚至照抄《漢末英雄記》的地方就有很多，如果《漢末英雄記》全部儲存下來，我們會發現《三國志》、《後漢書》等史書還有更多事件出於《漢末英雄記》。

這是王粲對史學的巨大貢獻。王粲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