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學觀是十分明確的：大學的職責就是培育“專門的技術人才”與“領袖人才”；到了1930年代，他又更進一步提出了他的“專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的理想：“不但需要一個高等的‘智囊團’來做神經中樞，還需要整百萬的專門人才來做手足耳目。”《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504，頁509—510。這就表明，他所追求的是為“專家政治”（“研究院政治”）服務的精英教育。

而魯迅則另有期待。在1925年所寫的一封通訊裡，他這樣寫道：“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通迅》，《魯迅全集》卷3，頁23。他顯然期待大學在“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上發揮特殊的作用，一如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那樣。因此，他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中這樣寫道——

中山大學與革命的關係，大概就等於許多書。但不是死書：他須有奮發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緒，堅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現在，四近沒有炮火，沒有鞭笞，沒有壓制，於是也就沒有反抗，沒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經革命，將要革命，或嚮往革命的青年，將在平靜的空氣中，度著探求學術的生活。但這平靜的空氣，必須為革命的精神所瀰漫；這精神則如日光，永永放射，無遠弗到。

否則，革命的後方便成為懶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學也還是無意義。

不過使國內多添了許多好看的頭銜。

結末的祝詞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學中人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中山大學開學致語》，《魯迅全集》卷8，頁194—195。

這裡所說的“革命”自然不是狹隘的，按我的理解，似乎應該包含永遠不滿足於現狀，不斷革新、向上的精神魯迅曾經說過：“‘革命’這兩個字”有人覺得很可怕，其實“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參見《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卷4，頁13。，以及批判、懷疑與自由創造的精神。大學的功能絕不只是限於知識的傳遞和社會合法性知識的生產，更是要為思想、文化、學術與社會的變革、發展提供批判性與創造性的精神資源：魯迅把“大學”與“革命”聯絡起來，這是有一種深刻的意義的。魯迅顯然並不反對學生“在平靜的空氣中，度著探求學術的生活”，這樣的“平靜”本也是正常的學習與研究的必要條件；但魯迅確實又看到了“平靜的空氣”可能潛在的危險：一旦凝固下來，就會形成自我封閉，使校園裡的師生陷入“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的狀態這裡是借用魯迅《論睜了眼看》裡的說法，參看《魯迅全集》卷1，頁252。，從而根本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與創造的功能，導致精神的平庸與萎縮；因此，他強調“這平靜的空氣，必須為革命的精神所瀰漫”，以始終保持生命與學術的活力。魯迅還針對“只有有了學問才能有資格救國”的觀點（胡適大概就是這樣的觀點的鼓吹者之一吧）指出：“‘束髮小生’變成先生，從研究室裡鑽出，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面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碎話》，《魯迅全集》卷3，頁171。，這也正是魯迅所擔心的：如果培養出來的是塞滿了知識，精神卻是畸形的所謂專家，那就真的不過是添了幾個好看的“學者”的頭銜，或者若干“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春末閒談》，《魯迅全集》卷1，頁217。，這樣的大學真是“無意義”的。

由此產生了魯迅對北京大學的傳統的獨特理解、闡釋和想象。1925年魯迅應北大學生會的約請，寫了《我觀北大》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