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出於愛惜學生的生命，反對無謂的“犧牲”，並且在對學生的演講中，明確表示“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全集》卷1，頁170。但他並不主張將學生“納入規範”，相反，如上文所說，他是更擔憂年輕人過於“馴良”的。而在他看來，這正是源於“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在魯迅的教育理念中，這樣的教人“讀死書，讀書死”的愚民教育是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的。相反——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魯迅全集》卷3，頁44、45。

這樣一種精神的自由狀態，生命的無羈的反抗的狀態，才是一個“活的健全的生命”所應有的精神狀態；在魯迅看來，真正的教育是應該“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也就是從這樣的教育觀出發，魯迅對“教人不要動”的“古訓”提出了質疑——

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裡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北京通訊》，《魯迅全集》卷3，頁55—56。

這裡的意思也是十分明確的：當然再不能將學生關進“牢獄”裡。

在談到許多人（年青人也在內）“不滿意現狀”時，魯迅提醒人們注意，這裡有一個引導的問題，就是“向著那一條路走”的問題。魯迅說，看看那些“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他們是要引導年輕一代向後走，都去“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的。但魯迅提了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什麼是“太平盛世”？並且一語道破：所謂“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人們生活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也就把“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美化，心嚮往之了。於是，中國也就永遠也走不出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之間迴圈的歷史怪圈。這也就給我們的教育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引導學生“向後走”，納入歷史迴圈之中，還是引導學生“向前走”，打破這一迴圈？魯迅的觀點是鮮明的——

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燈下漫筆（一）》，《魯迅全集》卷1，頁225。

同時，魯迅更以自己的經驗一再告誡青年：要愛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而必須堅持“韌性戰鬥”。《補白（三）》，《魯迅全集》卷3，頁113。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裡，魯迅也同樣強調了“韌性”精神，參見《魯迅全集》卷1，頁169。他還提醒“點火的青年”，“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雜憶》，《魯迅全集》卷1，頁238。——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魯迅在與青年的交往中，是始終堅持五四的理性精神的，並且處處表現了對青年的愛護：魯迅絕不是有人所說的激進的鼓動者。　。。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6）

（六）

我們還可以把討論再深入一步：在對青年的不同期待與引導的背後，還有著怎樣更深刻的分歧？

比較明顯的自然是教育理念、大學功能的追求上的差別，其中或許也包含著對北京大學傳統的不同闡釋和想象。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