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適時論集》，頁64、66。不過，胡適自己後來還是發現了他的倡導所帶來的弊端的：“現在一般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裡亂鑽，這是最可悲嘆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集》卷4《胡適文存》3集，頁114。他同時又寫了我們前面已經提及的《整理國故與“打鬼”》，也就為了作一彌補吧。但這已是1927、1928年，也就是魯迅等提出批評三五年之後；而胡適公開承認這樣的“可悲的現狀”本身卻是表現了他的坦誠，說明這確非他的本意，這裡所發生倡導者的初衷與實際效果之間的錯位，真是“最可悲嘆”的，這也算是胡適的悲劇吧。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2）

現在，再回到1924年魯迅的批評上來。魯迅的觀點其實是很明確的：作為個人，或出於興趣，或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要“整理國故”，甚至要“讀死書”，都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拿“整理國故”作為一面“旗子來號召”，進而引導青年，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這正是胡適的要害所在，也正是魯迅要加以辯駁之處：在魯迅看來，它是會扼殺人的生機，並使“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的。

於是，又有了1925年“青年必讀書”的事件。這本是由《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的活動引發的，在這之前，胡適和梁啟超都分別開過關於“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魯迅的回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針對胡適的，至少是他對“整理國故”思潮的某一反應吧。他先回答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交了張白卷；但又加了一段“附註”——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讀書》，《魯迅全集》卷3，頁12。

魯迅的這一意見在當時以至今日都引起很大的爭論。許多人都以此作為魯迅“全盤否認傳統”的證據，似乎是魯迅的一大“罪狀”。但如果仔細讀原文，就不難看出，魯迅在這裡主要不是討論“如何評價中國傳統文化”這樣的學理問題，而是一個“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什麼”這樣一個現實的問題。這正是我們講過的魯迅的基本命題“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延伸。在他看來，當下的中國青年最要緊的是要做“活人”而不是“殭屍”，是要“行”而不是“言”，這就必須和實際生活相聯絡，而不能脫離實際生活。正是從是否有利於現在中國青年的生存發展的角度，他對“中國書”與“外國書”對青年人的精神的影響與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評價。而他認為中國書總是使人“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卻並非一時偏激之言，而是他長期考察、思考的結果：大家該記得，早在二十世紀初魯迅對中國文化就有過不“攖人心”的概括與批判。《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卷1，頁70、71。這更是他最為痛切的生命體驗與人生記憶；因此，他反覆強調“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寫在〈墳〉後面》，《魯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