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想一想它的真實意義是什麼，然後發表意見。這樣經過靜觀默察得出的結論，就再也不改變，如果關涉大局，就必定扭住不放，一有機會就要點它幾句。“整理國故”的口號就是這樣從1924年開始成為魯迅的批評物件的；第一個反應是在北師大附中的校友會上所作演講中作出的，他是這麼說的——

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後，其實何嘗有力，而一群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儲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談天，他自然總稱讚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全集》卷1，頁175。

仔細看魯迅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魯迅首先是把“整理國故”看作是一種社會思潮。它當然與作為倡導者的胡適有關，但又包括了更廣的範圍，如魯迅這裡所說，既有胡適這樣的“少年”，也有“老頭子”，他們之間的意見也並非完全一致，如魯迅這裡所說的只講“儲存”而反對“求新”，就未必是胡適本人的意見；但作為一種社會思潮來考察，這樣的差異就並不重要，也就是說，關注的是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的實際作用，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中所顯示出來的實際意義，而這種實際意義與倡導者的初衷未必一致。以前我們講過魯迅在五四時期批判儒家學說時，他並不關心與討論孔子當初是怎麼想的，即所謂“原初儒學”的教義，而是著眼於“儒效”，儒家學說在中國產生的效果；現在，他又把這樣的方法來考察胡適的主張了。這本身也就很有意思：胡適正是以做孔夫子那樣的“當代聖人”為自己的追求的。

那麼，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整理國故”這一口號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是怎樣的呢？也在1924年，曹聚仁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有這樣的描述與分析：“國故一名詞，學者各執一端以相答應，從未有確當的定義。於是，那班遺老遺少都想借此為護符，趁國內學者研究國故的傾向的機遇，來幹‘思想復辟’的事業。”見1924年3月26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胡適的朋友陳源後來也說，胡適作為“民眾心目中代表新文###動的唯一的人物”（這話自然有些誇張），他自己研究國故不要緊，“其餘的人也都抱了線裝書咿啞起來，那就糟了”。西瀅：《閒話》，載《現代評論》3卷63期（1926年2月20日）。其實，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寫過文章，指出：“要整理國故，也必須憑藉現代的新學說新方法”，如仍一切依照“中國的舊說”，“整理國故”就“只落得培養多少復古的種子”；他特別提醒人們警惕“國粹主義的勃興”，強調“現在所有的國粹主義的運動大抵是對新文學的一種反抗”，而且會發展為“國家的傳統主義，既是包含著一種對於異文化的反抗”。《思想界的傾向》，《周作人自選文集·談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88—89。胡適當即寫文章反駁，認為“國粹主義”“差不多成了過去了”，周作人舉的許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點回波，樂終的一點尾聲”。《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胡適文集》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