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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化落後於科學(上)

陽光灑滿了華中農業大學的校園,綠樹成蔭,花香陣陣。

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孔明在華中農業大學嚴建兵副校長的陪同下,漫步在校園中,參觀著校內先進的農業科研設施和成果展示。

一路上,三人熱烈地交流著對農業科技發展的見解,從實驗室裡的最新研究突破,到田間地頭的實際應用,話題不斷。

參觀結束後,他們來到了會議室,圍坐在一起,桌上擺放著幾杯熱氣騰騰的茶。

張啟輕輕抿了一口茶,感慨道:“今天這一趟參觀,真是讓我大開眼界,華中農業大學在農業科研方面的成果斐然啊!”

嚴建兵笑著回應:“兩位院士過獎了,我們一直努力在農業科技的道路上探索前行,還有很多需要向二位請教和學習的地方。”

吳孔明放下茶杯,神色認真地說:“是啊,農業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就拿轉基因技術來說,這可是關係到農業未來走向的關鍵技術。”

他的話匣子一開啟,便開始講述起自己從事棉鈴蟲防治的歷程:“我從1984年開始接觸棉鈴蟲,一直到1996年,這十年間我國棉鈴蟲大爆發。那時候,我們為了防治棉鈴蟲不斷打藥,結果呢,不僅打死了棉鈴蟲,連吃棉鈴蟲的動物也被打死了。時間一長,能打死的棉鈴蟲都死了,剩下的全是有抗性的,藥量越增加,它們的抗性水平越高,整個生態環境被破壞得越來越嚴重。到1992年,棉鈴蟲基本失控,農民一個季節得打藥15到20次,那種情況真是觸目驚心。”

張啟聽得十分專注,不禁皺起眉頭:“這樣的防治方式,不僅效果越來越差,還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吳孔明點點頭,接著說:“沒錯,1997年我們開始種植抗蟲棉,這二十年時間,抗蟲棉技術的應用對中國棉花產業和病蟲害防治帶來了質的飛躍。透過這三十年的實踐,我深刻認識到轉基因技術對棉鈴蟲和棉花害蟲防治起到了戰略性控制的作用。我個人判斷,轉基因抗蟲水稻、轉基因抗蟲玉米的使用,減少50%的化學殺蟲劑沒有任何問題。這對於增加食品安全的保證性和降低化學農藥引起的風險,意義重大。”

嚴建兵若有所思地說:“確實,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優勢明顯,可現在社會上對轉基因技術的汙衊還是很大。”

吳孔明嘆了口氣:“是啊,中國農民是社會中最缺乏話語權的群體,他們本應是科技發展紅利的受益者,尤其是轉基因技術,能把他們從繁重的農業勞作中解放出來。但現在大家吵來吵去,又有幾個人真正站在農民的角度考慮問題呢?轉基因抗蟲棉在三年之內就在華北地區全部種植,轉基因木瓜幾年之內就佔了90%,這就是農民用實際行動做出的選擇。我們的社會如果脫離農民的利益,三農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我真心希望那些反對轉基因的人,能和用過轉基因品種的農民對話,聽聽他們的聲音。”

張啟深表贊同:“吳院士說得太對了,農民的聲音應該被重視,他們才是農業生產的直接參與者。”

吳孔明接著說:“轉基因技術或者品種在中國的商業化,必須具備三個條件。首先是技術或品種自身的成熟,這需要我們科學家和企業在研發階段,拿出最先進的技術,解決產業面臨的重大問題。其次是法規的成熟,政府要按照法規,對轉基因安全性問題進行全面評價,頒發安全證書和各項許可。最後是社會環境的成熟,畢竟轉基因產品最終要進入市場,被大眾消費,如果社會對它存在嚴重分歧,產品進入市場就會困難重重,還可能引發社會問題。”

嚴建兵微微點頭:“這三個條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吳孔明繼續說道:“就像高新技術不斷湧現,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