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企業成長，但政府提供的基金或財務資助卻意義重大，它常常能推動那些由風險投資支援的初創企業最終走向“成熟”，這為風險投資客們分擔了一部分風險。另外，政府的撥款還能促進大學研究機構的研發，這些研發最終將會轉換為風險投資客願意投錢的“商業計劃”。

“當奧巴馬政府、西歐各國政府以及亞洲國家的政府將大把大把的美元投入到清潔技術上的時候，我們相信現在正是把錢投在清潔技術上的最好時機。”由史蒂夫？韋斯特利（Steve　Westly）領導的風險投資公司Westly集團籌集了1億美元投資於清潔技術。

除了財政上的資助，政府手上還有一項利器，那就是政策。研究專案所在國的宏觀政策環境，是綠投們最為看重的投資指標之一。因為當一項可替代能源投資專案的回報週期上升為15年甚至20年的時候，這就意味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作為全球最好的國際機構投資者之一，丹麥“勞動力市場補充養老基金”（ATP），近年來除了對林業和清潔能源領域的私募基金進行投資外，還成立了“機構投資者氣候變化行動基金”，主要針對新興市場進行投資，基金規模為10億歐元。當ATP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投資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投資目標國的公共政策，比如，對新能源的扶持政策——上網電價的補貼政策；投資目標國政府能不能保證購買生產的所有電力以及最低的收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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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樣的綠投

如今，矽谷的風投們就“綠色技術將成為下一個重大事件”達成了共識。然而，綠色技術將在何時、以多大的回報為他們創造財富，依舊還是個謎題。與風投們所熟知的網際網路投資模式相比，綠色技術投資的門檻更高，也更復雜，風險似乎也更大。

“清潔技術將會由那些有豐富經驗的老將們領導，而不是某些還在宿舍裡的孩子就能操控得了的。”商業競賽組織Cleantech　Open的執行總監雷克斯？諾思（Rex　Northen）直言不諱地指出綠色技術與網際網路之間的不同之處。也許，在綠色技術投資領域，很難再現20多歲的“大學宿舍生”，就像當年網景公司與谷歌公司的創始人那樣的創造者。大部分的綠色技術專案具有高昂的研發成本門檻，同時這些專案的商業化常常涉及某一家制造工廠的創立及運轉，後者需要專案領導者具有實際的製造管理經驗。

對此，凱鵬華盈創業投資基金（Kleiner　Perkins　Canfield　＆　Byers，KPCB）的合夥人杜爾（Doerr）深有同感。凱鵬華盈2001年所參與投資的Bloom　Energy致力於製造更便宜、更清潔的燃料電池系統，它的領導人是50歲的斯瑞達（KR　Sridhar）。在創業之前，斯瑞達在美國國家航天航空局工作，領導著關於“如何在火星上生存”的研發小組。Bloom　Energy已經吸引了2�5億美元的投資，杜爾預計它離公開上市的時間還將有*年。相比之下，當年投資谷歌公司就“簡單”多了，谷歌在上市之前吸引了大約2　500萬美元的初創投資。

這對於希望追求最大資金回報的風投來說，投資綠色技術，也就意味著“如果你沒有足夠耐心的話，那麼請不要進來”。為了分擔風險，許多風投客比過去更願意聯手合作，甚至不惜跨越千山萬水。因此，你會發現，一個位於中國內蒙古的風電專案背後，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投資客。

雖然，看起來成為一名成功的綠色投資客的難度係數變大了，但是，42歲的夏嘉曦堅定地相信，“進入這個市場的早期領袖，將會賺到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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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的綠投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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