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只在中央&rdo;；&ldo;這種行省設施，實際上並不是為了行政方便，而是為了軍事控制&rdo;。顯而易見，前人對元行省制多有微詞和針砭。

需要指出，洪紱把元行省制視為&ldo;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遺物&rdo;的看法是荒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貴族進入中原後所建立的地方軍政制度，屬於多民族統一國家內部的產物，與入侵外國的殖民活動無涉。況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設定了嶺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紱的說法，蒙古本土豈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孫的&ldo;殖民地&rdo;了嗎？！

毋庸諱言，元朝統治者設定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確實是&ldo;以武力維持統治與剝削&rdo;。確實是&ldo;為了軍事控制&rdo;。但是誰曾料到，元統治者出於軍事控制目的而創設的行省，卻引出綿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權新模式。所以，我們對元行省制歷史作用的評價，就不應拘泥或侷限於&ldo;軍事控制&rdo;、&ldo;軍事鎮壓&rdo;的初衷，而應從更大的時空範圍去探索分析其歷史根源和複雜背景。

我們認為，評價元行省制的歷史作用，必須著眼於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螺旋式發展過程。從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帶來的中央集權模式來自蒙元統治者對帝國疆域軍事控制的偶然行為，實際上其背後又隱藏著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發展歷程的必然抉擇。

迄兩宋，古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主要採用地方分權和郡縣制中央集權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ldo;以一個否定另一個&rdo;，螺旋式發展。如果說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為天下共主與諸侯藩屏四方，是一個鬆散的封建大一統，那麼，春秋戰國諸侯爭霸及兼併就是對夏商西周體制的否定。秦統一後，實行極端中央集權，以郡縣統制各地，嬴姓皇族無尺寸之封，&ldo;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rdo;，又是對春秋戰國諸侯紛爭的否定。此前後聯絡的三形態，恰形成第一個&ldo;正一反一合&rdo;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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