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的本質。在張國榮演藝歷程的最後時段，他已經放下了以前水仙子的身段或情場浪子的形貌，嘗試深入角色內在的負面，將人性的美醜與黑白具體呈現出來。

晚期歌曲的末世風情

歲月沉澱了成熟的光華，同時也沉溺了生命剩餘無幾的掙扎，張國榮在後期的演藝生涯裡，不但演出了死亡的本能意識，也歌出了日落的末世生命。弗洛伊德在他的短文《論短暫》（“On　transience”）中指出，快樂很快，生命很短，短暫消逝的東西越見其珍貴罕有的價值，也越容易引起哀悼失落的情緒，而藝術工作者和哲學家總帶有這種先知的天分，比常人提早發現事物幻變和世界幻滅的事實。人生如夢，戲如人生，張國榮在最後的歲月裡唱出了生命匆匆來去的苦澀——一九九九年他推出《陪你倒數》大碟，同碟收錄歌曲《夢死醉生》，描畫夢幻生死的*和頹廢；二○○一年他與黃耀明合作推出Crossover，裡面有一首合唱歌曲《夜有所夢》，訴說失眠的痛不欲生和苦海無邊。這前後兩首歌曲，相隔只有短短三年，卻彷彿走了漫長的歷程，由生命的狂歡走到頹敗。或許我們可以爭議唱片的歌曲內容是經由媒介工業和市場導向為歌手打造的結果，呈現的文化造像也不過是一個體系的產品，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歌手與市場是互動的，形象的打造有時候不能完全脫離歌者本身的個性、氣質、信仰和能力，沒有張國榮與生俱來的頹廢美，《夢死醉生》和《夜有所夢》便不能體現那份朝生暮死的震盪力。此外，作為殿堂級的歌手，張國榮自退休復出加入香港滾石唱片公司及環球唱片公司後，便一直參與唱片的製作，從曲詞的選擇到大碟的主題，以至音樂錄影的拍攝，他都主導投入。如果說藝人和歌手有兩種，一種是被動地演好別人分派給予的角色和身份，另一種卻是在環境重重的限制中主動爭取活動的空間，致力演出自己的風格，那麼張國榮便屬於後來的那一種了。香港填詞人林夕在悼念張國榮的文章《四月一日之後》中寫道：

從一九九五年他復出樂壇開始，我替他打造了大量不同風格的歌詞，飛揚、纏綿、妖媚、憂鬱、沉溺、喜悅、悲傷，轉眼八年，至此畫上了句號。可遺憾的是，在最後的五首歌的歌詞裡，我依然按以往路線在感情世界中唱遊，並沒有寫下一些心靈雞湯式的歌詞。監製曾經提醒我，別寫太悲的東西，我也沒有特別放在心上，忽略了當時他心境上的需要。我忽然很內疚，寫下了那麼多勾引聽眾眼淚的歌詞，究竟對這個世界有什麼意義？

林夕的自白道出了填詞人與歌者之間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和緊密的情誼，也浮現了作為文化產品的流行音樂製作背後的人情素質，而我們常常說的“傳奇”，便是在大眾聲光電幻裡劃下了屬於個人的演藝風華，久久不能讓人忘記，“飛揚、纏綿、妖媚、憂鬱、沉溺、喜悅、悲傷”，就是張國榮給香港流行音樂定格的聲情風貌。

《夢死醉生》、《陪你倒數》、《夜有所夢》和《玻璃之情》都是林夕為張國榮書寫的歌詞，四首歌曲逐層深入生命無常的末世思想裡，剖視世界倒下、自我分裂、情感崩塌的焦慮，從《夢死醉生》的“有一夢　便造多一夢／直到死別　都不覺任何陣痛／趁衝動　能換到感動　這愉快黑洞／甦醒以後誰亦會撲空”，到《陪你倒數》的“時候已經不早／要永別忍多一秒已做到／朝著世界末日　迎接末路／要抱著跌倒”，甚或是《玻璃之情》的“我這苦心　已有預備／隨時有塊玻璃破碎墮地”，道盡生命個體的脆弱、醒和夢的界限模糊，以及當“時間”走到盡頭的幻滅和一無所有。弗洛伊德說美麗的事物總容易凋萎、消亡，不能恆久保有，因為寂滅是世界自然的定律，有生必有死，亦方生方死；克里斯特娃也說當人沉溺於事物短促消逝的哀傷到了極點，便會產生狂喜的反射，為了支撐沉重的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