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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財政聯邦主義”(Fiscal Federalism)使得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表現出罕見的興趣。

在一般的轉型國家中,伴隨著經濟分權,政治也會出現了民主化和自由化,地方政府官員的去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中央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這就增加了地方政府被地方利益集權“俘獲”的可能性。而在中國分權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保留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尤其是透過以經濟增長績效為主要指標的官員考核提拔機制來激勵地方官員追求經濟增長。因而,中國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著: 為外資提供優越的投資環境和政策優惠、推動國有經濟戰略重組甚至民營化、新建基礎設施、經營城市發展……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地方政府締造了中國經濟奇蹟,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渾厚動力。

即便我們能夠很好地解釋我們過去和現在的高增長,但是對於未來會怎樣,我們遠沒有那麼自信。相反,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中國的經濟增長純屬意外。眾所周知,中國銀行信貸大部分都貸給了國有部門,股市、債市這兩大資本市場遠未完善,利率尚未市場化;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仍然無法自由流動;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場原則實現流轉。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三大生產要素都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商品市場呢?地區保護主義的盛行和地區間的產業趨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在國際上,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至今也沒有得到許多國家承認。

中印經濟的增長寓言(3)

中國這種不完善的體制能否支撐中國經濟繼續走下去,還能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多久?這絕對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首先,雙軌制和增量改革的創新雖然顯示出制度變遷對生產力的巨大釋放作用,但是一旦這種二元體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個僵固的社會之中,改革就會因為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變得越來越難,未來的制度演進就可能被“軌道鎖定”(Locked in)。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強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可能使得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的劇烈波動。原因是政府決策雖然效率更高,執行起來也更加雷厲風行,但是犯錯誤的可能性也更大,並且一旦發現犯錯誤又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從而出現人為造成的政治經濟週期。中國經濟不是過冷就是過熱的症候不正是有力的佐證嗎?而地方政府在這一輪房地產市場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動角色也讓我們看到經營城市理念背後的隱憂。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轉軌經濟的大家庭之間正在上演一場經濟增長的龜兔賽跑,中國就像那隻矯健的兔子。剛開始時它穩穩地佔據了有利的位置,把對手們遠遠地甩在身後。可是,這個古老故事的結局是否預示著中國的宿命?人們對印度樂觀情緒的高漲和對中國擔憂的增加絕對是空穴來風。

當然,這只是展示了一種悲觀的可能性,歷史的發展往往會超越人類的想象。雖然中國轉型還沒有完成,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正是中國“後發優勢”的重要來源: 伴隨進一步轉型而來的制度完善必將為中國提供更加巨大的增長空間,而眼下中國前進的腳步依然強勁有力。只不過,考慮到上述風險的存在,我們的確需要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思考投入更多。畢竟,誰都不願意生活在對“未來”的擔心之中。

‖把目光投向印度的理由‖

毋庸置疑,在巨大差異的背後,中印兩國的基本國情卻十分相似: 人口最多(兩者人口總量佔到世界1/3以上);歷史文化傳統悠久厚重;歷經漫長的封建社會,並一度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最後經過艱苦的民族鬥爭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所以,兩國從基本相同的起點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巨大的差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