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20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僅始終是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要點，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對計劃經濟體制有著深刻研究的經濟學家科爾奈指出，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導致了經濟主體的“預算軟約束”，即便經營不善也會有政府來埋單。在中國式的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不再向面臨破產或經濟績效不佳的國有企業提供援助，大量弱小的企業被當作包袱甩掉；相反，民營經濟則成了地方經濟和財稅收入的支柱，受到政府的青睞。市場化程序因而在地方政府的響應下一發而不可收。

經濟分權還不足以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部激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到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所聚集起來的特殊能量。國際上流行的關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研究，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分權與垂直的政治治理體制之間的紐帶。經歷了幾十年學習“老大哥”的努力，中俄兩國轉型前的許多情況幾乎如出一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轉型之後的績效卻形成反差之勢。撇開激進—漸進改革方案孰優孰劣的分歧不談，分權體制的不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國的經濟分權是在政治垂直管理條件下進行的，而俄羅斯則是在政治自由化背景下實施的。在中國，中央政府有足夠的權力來對地方進行獎懲，從而使地方追隨中央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強調。而在俄羅斯，分權的背景是蹩腳的民主，中央政府過早地失去了獎懲地方政府的力量，地方政府就很容易被當地利益集團“俘獲”以爭取地區選票的支援，同時也會設定壁壘追逐租金。“布蘭查德和施萊弗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中國分權與俄羅斯分權的不同。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2001；171179。

已經有學者發現，中央的確是在按照經濟增長績效的指標來提拔官員。中央政府的這種激勵方式就是將地方官員的政治升遷與當地經濟增長績效掛鉤，並且在績效考核時採用相對於鄰近省份和前任官員的績效評估的方式，儘可能地消除評估誤差，加大激勵效果。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指揮棒”之所以如此強有力，是因為地方官員只有一個“僱主”，一旦離開了這個政治市場，就很難再尋找到其他政治機會。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當心政府的企業家精神（3）

只有從中國式分權的這種獨特安排入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的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有著史無前例的熱情。

‖光鮮的開發區與破舊的校舍‖

經常在國內走動的人一定為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而感慨，也會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隔閡而嘆息。然而，你或許同樣會注意到，即便是經濟條件和發展水平大相徑庭，但各地方的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興趣仍然是普遍性的。這點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即便是在內地的城鎮，城市規劃的動作之大往往讓人咋舌。當然，落後地區緊巴巴的財政在以基礎設施建設助推經濟增長的同時，在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方面就顯得顧頭不顧腳。

在地方政府競爭的多種途徑中，財政支出顯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由於不同型別的財政支出對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尤其是任期內的增長）的作用是不同的，追求“政績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就有激勵把更大的比重支出在能夠直接推動增長並有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基本建設上，而相對地會忽視在公共服務上的支出。如是我們有理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