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內侍稟報，說新任刑部尚書袁可立已經到京，想覲見皇帝。郭可陽只得安排孫傳庭去做募兵之事。

再說這些事自己不可能都親力親為，盧象升、孫傳庭二人皆要獨當一面。

至於這第一批一千名新兵，為何要分兩處招募，郭可陽是在早早的提防新軍中兵員來源過於單一。

這一千新兵是未來新軍的班底，未來新軍中的軍官肯定要有許多會從這一千人中選拔出來。兵員過於單一對於領導者並非好事，相互制衡是基本的管理藝術。

第一批兵沒有招募太多。因為現在也沒有訓練和管理骨幹，招的太多就會訓練管理不過來。也沒有招募農民，畢竟和散漫的農民相比，礦工和縴夫更具有組織性和紀律性，也更懂得相互配合，身體素質也強得多。

礦工和縴夫，是郭可陽能想到的，在這個時代最好的兵員了，戚繼光的戚家軍班底就是招募了大量礦工。

就在郭可陽回宮的時候，李家窯的窯頭李文彩竟然出現在了陽武侯薛濂府上。

原來這李文彩的祖上雖然在嘉靖年間便在西山開礦挖煤，且很快成為當地較大的礦主。但是李家數代無人科舉得中，雖然有錢但卻無權無勢，常被地方官欺壓，甚至連一些衙役每年下鄉徵收田賦時都會趁機勒索錢財。

明初，為了保護京城和皇陵的風水，是嚴禁在西山伐石採煤的。但是隨著京師周邊森林砍伐殆盡，京師百姓做飯取暖只得選擇煤炭，市場需求使得這種禁令無法有效執行。

到明代中葉，北京西山私開煤窯現象已是蔚然成風。嘉靖年間，不得不放鬆限制，允許在西山採煤。於是勳臣、外戚等京城權貴看到其中財源，便也紛紛在西山投資開礦採煤。

一些無權無勢的私人礦主見此便動了歪心思，透過勳貴家管理煤窯的下人牽線，將自家的煤窯投獻到勳貴名下，每年向勳貴上繳一定比例的盈利做為敬獻。作為回報勳貴則對其家人及產業進行庇護。

李文彩祖上便是投獻給勳貴較早的。他家投獻給了陽武侯薛家。靠著陽武侯的權勢，打擊、欺壓、兼併其他沒有依靠的礦主，很快成為了大峪礦區最大的礦主。

萬曆三十一年，萬曆皇帝為了擴大稅源，派太監王朝負責向西山一帶煤窯徵收礦稅。

為了多徵稅討好皇帝，王朝不僅對普通民窯徵稅，連勳貴名下的煤窯也沒放過，要求一併繳稅，並且動用軍力強行徵繳。

在大明，勳貴藩王及士紳經商本就有免稅特權。這些人不繳稅習慣了，你一個太監現在竟敢向他們收稅，如何能忍，這下便捅了馬蜂窩。

數家勳貴暗中指使投獻自己的礦主，教唆礦工鬧事。礦主對礦工收入大肆剋扣，又說都是太監王朝盤剝的結果，派人組織礦工及家屬，到京城皇宮門前喊冤叫苦。

明神宗命內閣大學士沈一貫前去處理，見“長安門外，滿路擁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數，呼冤徹天，持揭叩地。”礦工們控訴王朝“拏人綁樹，石打箭射，淫姦婦女，席捲家資......不忍聽聞。”

萬曆帝無奈只得命王朝回宮，不再監管稅收，才化解了這次鬧事。

由此可見西山煤礦主們與京城勳貴的繫結之深，可以說每個較大的煤窯背後都有勳貴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