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孝琬(蔣師爺,?-1922),湖南人,1883年去新疆,在縣、州行任師爺。1906-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參見英國收集品)過程中,蔣孝琬一直擔任翻譯、助手。
蔣孝琬多年的師爺經驗正是斯坦因所需要的,因此當他於1906年5月見到斯坦因時,兩人很快就開始了探險活動。蔣孝琬以助手身份與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時教斯坦因中文。
他協助斯坦因處理庶務,疏通關係,幫助斯坦因說服敦煌的道士王圓籙允許斯坦因和他接觸藏經洞藏品。
20世紀初-40年代,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是敦煌石窟歷史考古研究的發端,主要是對石窟的考察、調查、記錄和資料的公佈。
敦煌在20世紀引起關注,與藏經洞的發現有密切關係。王圓籙是一個雲遊道士,於1890年左右來到敦煌莫高窟,並在此定居。他儼然成為石窟的民間守護者,並四處籌款以修繕廟宇。
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清掃第16窟的積沙時,他的一個工人突然發現一個暗門,門內是一間小秘室,隱藏著堆得滿滿的4至11世紀的寫卷和繪畫。該窟即是第17窟,並以藏經洞聞名(最初它是9世紀左右為洪辯和尚建造的影堂)。
王圓籙(1849-1931),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英國的m.A.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相繼掠走洞中大量經書等文物。
俄國人S.F.奧爾登堡(cepгen фeдopoвnч oльдeh6ypг,1863-1934)、美國人L.華爾納還盜走莫高窟的一些壁畫。這些盜劫和破壞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損失。
同時,他們中也有人開始以考古學的方法對洞窟做了編號、測繪、照相、文字記錄,並公佈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資料。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後兩次到莫高窟考察。1907年第一次考察時,除了從王道士手中騙購了藏經洞發現的文獻和絹畫外,他還對洞窟的建築、雕塑、壁畫進行了考察,編了20個洞窟窟號,做了一些測繪、攝影和文字記錄。他於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圖記》《千佛洞》。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調查,又騙購了藏經洞出土文物的精華,同時對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記錄,拍攝了照片,還第一次給莫高窟有壁畫的洞窟做了編號,對石窟的年代和壁畫內容做了考訂,對殘存題記進行了記錄。
1909年伯希和再次訪問北京時,向中國學者展示了他從藏書洞獲得的一些文獻,引起了學界的轟動。
第一批敦煌學者,包括董康、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蔣黼、葉公綽、劉復等,都來到了八寶衚衕伯希和的寓所。
在伯希和的幫助下,學者們打探藏經洞的訊息,抄錄敦煌寫卷,拍照並複製他們看到的敦煌寫卷。
此後,一些學者以個人之力印行了部分內容,如羅振玉將伯希和獲得的部分寫卷編輯成一卷,於1909年出版《敦煌石室遺書》。
羅振玉(1866-1940)與此同時,著名學者羅振玉聽說,藏書洞裡還剩下八千多份寫卷。他意識到,如果不盡快將手稿帶到北京,它們可能會全部遺失。
在羅振玉和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學部最終釋出了蒐集剩餘寫卷的政府指令。手稿到達學部後,一些寫卷被李盛鐸盜取。
此後不久,1911年革命導致清朝被推翻,讓政府無暇顧及敦煌手稿。幾經周折,這批寫捲入藏京師圖書館。敦煌寫卷8697份,至今仍是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資料的主要部分。
隨後,透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