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的，體現了毛澤東主席的文藝觀點，按說不應有所異議。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將圍繞著海瑞這具復活的殭屍開始。

吹皺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吳晗從外地開會回來，和往常一樣來到寓所西屋的書桌旁，翻閱當天的報紙和有關歷史資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放在他書桌上那堆當天的報紙裡，會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於死地的訊號。

吳晗剛坐下，妻子袁震就從正房走過來。她臉色慘白，指著桌上那張頭一天的《文匯報》，怔怔地站了一會兒，沒說一句話就悄聲走開了。吳晗順手開啟報紙，原來刊登著一篇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斷章取義，大有蠻不講理的勢頭。本想不去理會，但出於一種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認真地看了一遍。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不禁大吃一驚。“《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這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吳晗讀了這段話後，憤慨之餘，靜下心來細細琢磨一番，他覺得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太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隱約地感到，一場風暴就要到來了。

10天之後，當吳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單行本時，心情越發沉重起來。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竟然發行單行本，這意味著什麼？可是，吳晗不會想到，江青為了炮製姚文元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罷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親自出面，要北京一個作者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遭到拒絕後，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檔張春橋著手組織人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製出來，並由張春橋親自修改。這樣，他們“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來往於京滬路上，保密了七、八個月之久”。江青特別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來看”。

迫於當時的形勢，11月底，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報》於11月29日被迫轉載此文時，在按語中特別強調了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說：“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出戏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第二天，《人民日報》也被迫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語指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