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卻不小，有著直接向皇帝彙報地方動態的權力。漢武帝就是這樣實現了地方權力的互相制約，初步實現了中央集權。然而漢武帝沒想到的是，到了東漢末年，中央政府癱瘓，地方武裝興起，州刺史的地位也慢慢發生了改變。特別是黃巾起義掀起之後，朝廷為了儘快*起義，允許地方行政長官自行招募兵勇，囤積實力，為後來的諸侯割據埋下了隱患。此時的州刺史（也叫州牧）已經不再是當初小小的“紀檢委書記”，而是漸漸擁有了一州的兵馬、糧餉、財稅、政務的調配統領之權，“州”由此成為一個正真意義上的行政區劃，一個州往往下轄好幾個郡，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州刺史（州牧）相當於現在省長兼省委書記兼省軍區司令。成為一州州刺史或州牧，即擁有一個州的統領之權，就意味著成為了當時天下的一大割據力量，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如徐州牧陶謙、冀州牧韓馥、幽州牧劉虞、幷州刺史丁原等。擁有多少個州的勢力則成為一鎮諸侯實力的衡量標準，如官渡之戰時的袁紹就自領青、幽、冀、並四州牧，儼然天下第一霸主的姿態。

在諸侯紛爭的東漢末年，全國十三州也因其地緣政治的不同而起著不同的作用：或是像兗州、徐州、冀州一樣，處於各派實力爭奪的焦點，也是各色英雄施展才華的舞臺；或是像交州、益州、涼州一樣，處於偏遠地區，遠離中原鬥爭，也不易為人們所關注。荊州則兼有這兩者的特徵，具備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赤壁之戰之前的十餘年的鬥爭基本都在北方展開，荊州成為一個較好的避難場所，暫時躲避了戰火的襲擾；另一方面，荊州又是南方與北方關聯最密切的地域，免不了要和北方的複雜政治經濟鬥爭扯上千絲萬縷的聯絡。這些主客觀因素造就了東漢末年荊州獨特的政治地理特性。

荊州的意義還在於在南北方力量對比的轉變中發揮的作用。在前文“江東政權的前世今生”一節中，我曾提到過南北方力量對比，在此再度提及，就是因為荊楚在南北方力量對比中的特殊位置。從地理位置來看，荊楚之地是南方無疑，但從力量對比來說，荊楚又不像江東那麼貧弱，不僅有過長期與北方抗爭的歷史，甚至還有過許多勝績，可謂“南方中的北方”。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位於長江中游的楚國就較早地躋身強國之列，它不僅多次和中原大國交戰，而且深刻影響著春秋戰國國家關係和實力均衡。可以說，二分之一的春秋史是楚國和晉國爭霸天下的歷史；三分之一的戰國史是楚國與秦國兩極對峙的歷史。以至於秦始皇統一中國，最難打的是楚國，即便統一了天下，仍然有“楚雖三戶能亡秦”的風言四起，並最終一語成讖。這一切都緣於荊楚之地獨特的地理位置。“九省通衢”的便利直到今日依然為國人所享用，自北向南穿亙的漢江又是大運河建成之前全國為數不多的南北流向的水運通途。更為重要的是，荊州與司隸、兗州、豫州等中原腹地呈一片通途之狀，既沒有江東那樣大江險阻，也沒有西蜀那樣蜀道艱難，為人口、財貨的流動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因此在南方諸省中，荊楚之地總是最先接受到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技術經驗，也就不稀奇了。然而關鍵的是，每到中原烽煙四起，中原人口大量南徙，荊州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這南徙的人口中就包括了許多的人才。

東漢末年，中原亂象，人才南渡呈現出了又一番高潮。大批來自中原的才俊之士避難荊州，形成荊州的一片繁榮局面。其中就包括諸葛亮，以及名列“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文人王粲。王粲在他的成名作《七哀詩》中頌道：“西京多亂象，豺狼方勾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蠻邦”或可以看做是所有南渡名士的心靈寫照。實際上，身為荊州刺史的劉表也屬南渡名士的一員。劉表是皇家宗室，青年時就有才名，躋身“八俊”之列，這是一個由當時八位清流名士組成的組合，有較高的知名度。靈帝駕崩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