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上旬與約翰·列儂進行了這次訪談，地點在他經紀人位於紐約百老匯的辦公室，居高臨下，遠離白晝的喧囂車聲，就在紐約百老匯音樂重鎮的中央。我們和洋子一起，在一間嵌著核桃木壁板的巨大會議室裡，多少有點遺世獨立的感覺。

洋子幫了很大的忙，當話題變得比較不確定時，她總會視情況補充幾句，把焦點重新拉回來。因為洋子跟我們一樣是Beatles/約翰·列儂的歌迷，每當約翰表現出難以剋制的幽默感，她也會忍不住笑出聲，並對他的一些主張和想法感到敬畏。她充分理解，也能分享那屬於美好舊時光的披頭狂潮（Beatlemania）。

一如許多隻屬於特定時期的事件或主張，這次訪談有許多內容是出於直覺與當時的風潮——Arthur　Janov博士就是後來被無情揚棄的熱門名詞之一。

而我猜想約翰對這次訪談多少也有同樣的感覺。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他提出的警告，說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話講得太多，並且一變再變的傢伙，不斷把先前的主張置之於腦後，揚棄自己不再信服的理論。這是成熟藝術家的天性，不斷追求新的門道、新的構想。

這次訪談是Beatles解散之後，約翰第一次滔滔不絕地將事情和盤托出，或至少透露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姑且不論後來他在若干特定想法與觀點上的改變，這仍然足以視為一份重量級的宣言——關於Beatles的解散（因為約翰是他們的隊長），以及約翰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種種。它應該被視為一份歷史文獻，同時也是一次重要的揭露。訪談中有一小部分，幾乎都是零碎的內容，是在聖誕節後透過電話錄音採訪加上去的。

我曾經試圖為這次訪談加上更多的深度討論，讓這本回憶錄能更完整、更斬釘截鐵，但後來約翰對這件事不再感興趣。所以這裡呈現的內容，就是當初事件的原貌，只是在事後編輯時做了些細小的修飾。

這次訪談主要是基於個人的承諾（一部分也是為了宣傳當時即將發行的個人專輯John　Lennon/Plastic　Ono　Band，在我與約翰持續交涉了大約兩三年之後才促成，事情始於Two　Virgins照片刊登在《滾石》雜誌的那期封面（1968年11月23日），繼而是約翰為多倫多和平音樂節（Toronto　Peace　Festival）寫的文章（1970年4月16日）　h，後來則是一次在他們位於Ascot　i的住處與洋子的兩小時會談。當時約翰不願意下樓來見我，據洋子說，是因為他“太緊張了”（too　paranoid）。

打過許多電話之後，我們終於在1970年6月見了面，當時他與洋子趁著到洛杉磯造訪Janov的期間，順道至舊金山一遊。我和我的妻子Jane與他們共度週末，帶他們在舊金山走馬觀花。我們四人來到一間空蕩蕩的戲院，看了下午場的Let　It　Be，那部記錄Beatles解散過程的電影。電影結束時，我們多少都被感動了——無論是身為親身參與的一分子，還是忠實的歌迷——我們都流下了眼淚。

大約五個月之後，約翰、洋子與我在紐約見面，終於記錄下了他對Beatles時期的回憶。

約翰·列儂是當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訪談中或有瑕疵，但這一切都在你手上了：一份來自有史以來最成功藝人的回憶錄。

1971年於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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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舫：看啊，這就是列儂！（1）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約翰·列儂，但只有這本書中的列儂如此憤怒、兇悍。

1964年，曾有一個躊躇滿志的列儂；1967年，曾有一個迷幻的列儂；1969年，曾有一個長髮的列儂；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