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大大小小的各項事務基本上都是唯崇公所言是從。如今就連摯甫等人都紛紛指責我不應該盲目跟隨他人的計策行事，以至於落得名聲盡毀且無法挽救自身失敗的下場。”

時光匆匆流逝，轉眼間便已到了六月底。

此時的崇厚眼看著曾國藩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不但腹瀉的老毛病依舊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反而又增添了嘔吐不止的症狀，就連那令人苦惱不已的頭昏毛病也是時不時地發作起來。

見此情形，崇厚深知事態嚴重，不敢有絲毫怠慢，趕忙向朝廷上書奏請，懇請再加派兩位得力的要員前來天津協同辦理此事。

很快，朝廷應允了他的請求，加派而來的兩名大員分別是在朝中為官的毛昶熙（字旭初）以及時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小名雨生）。

彼時，曾國藩已然下達指令給各道府，迅速抓獲了 11 名相關人員。而丁日昌甫一抵達天津，便斷言稱：“像這般重大案件，總計約莫需要緝捕四五十人之多，並分別處以斬首、絞刑以及充軍流放等刑罰。”

唯有如此行事，方能讓那些外國人堅信中國政府具備“鎮壓平民百姓的威嚴權勢”，從而確保他們自身的人身安全得以保障，進而避免他們相互勾結，共同對抗清朝廷。

此後，曾國藩與丁日昌等人陸陸續續抓捕了八十餘名涉案之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盲目地聽從法國公使羅淑亞那毫無道理可言的要求，將罪犯王三、安三和武蘭珍等人予以釋放。

然而，此次教案事件當中，豐大業等人實則是在群情激憤的民眾圍攻之下，遭受眾人你一拳我一腳的暴打，最終命喪黃泉。

面對數以千計的人群，想要精準地甄別出究竟誰才是真正的主犯，又豈能存有確鑿無疑的證據呢？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採取嚴刑拷打的手段來逼迫嫌犯們吐露實情。

那些經受不住殘酷刑法折磨的人，最終只能被迫含冤認罪。

就連曾國藩自己都不得不承認：“如今雖已捉拿嫌犯八十餘人，但其中絕大多數人堅決不肯吐露口供。經過審訊後，真正認罪且可依法判處死刑的不過僅有七八人而已，其餘眾人皆是既無口供亦無實證。倘若日後將這些人驅趕至刑場處決，實在是既無法向黎民百姓交代，更難以平息社會輿論的非議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