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遞交。這一點，歷代嶽麓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制訂的學規、學則、堂訓、規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的行為規範提出要求，最終著眼於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尤其是後來成為嶽麓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哲　學——文化人格學。因此，山明水秀、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與此相應，在書院之外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們也都非常看重書院的這一功能，在資訊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們想不出有比在書院裡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因此幾乎一無例外的企盼著有朝一日能參與這一冶煉工程。書院，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想提一提朱熹和張栻這兩位大師，他們無疑是嶽麓書院跨時代的精神楷模。朱熹還對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做出過類似的貢獻，影響就更大了。

我在嶽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儘管他離開書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偉大詩人辛棄疾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以一般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教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朱熹有著另一層面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習氣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論語集註》）又說：“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認為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在這位文化大師眼中，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崇山間的座座書院，捕捉從那裡傳播出來的種種資訊。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以前曾與張栻見過面，暢談過，但有一些學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這種探討變成書院教學的一種內容呢？１１６７年８月，他下了個狠心，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里地朝嶽麓山走來。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中國文化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身處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談，所取得的成果是：

兩人都越來越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而兩人以後的學術道路確實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自己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覆開益為多”。

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裡，尋朋湘水旁。勝遊朝挽袂，妙語夜聯床。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