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他的老友也都給了他無私的援助和深切的關懷。上海的《亦報》和《大報》，將父親的舊稿在兩報連載，使父親有了一些稿費。當《亦報》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風殘照圖》連載時，因為父親沒有來得及寫完，而報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親在病中又不能執筆，左笑鴻叔知道後，便主動地無條件將書續完了。1956年該出單行本時，父親已恢復了寫作能力，便又重新續寫，這續寫部分先在《　哈爾濱文藝》雜誌連載過，所以現在讀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則完全是父親的手筆了。父親恢復寫作後，有了稿費，叫我帶上在當時為數不菲的一筆錢，去交給左叔，算是酬謝病中的幫助和友誼。但是笑鴻叔說什麼也不要，叫我原款帶回，並親自登門向父親說明情況，父親在無奈之中，請左叔在西單商場樓上西餐廳，吃了一頓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頓豐美的俄式西餐。笑鴻叔及其他父執對父親的友誼，使他感到很溫暖和欣慰。

也許是心情好的原故。父親的病情也逐漸好轉。病後兩個月，他便能“牙牙學語”；3個月時，竟能扶著手杖出門看望老友了。當他顫顫抖抖地親自登門看望笑鴻叔時，笑鴻叔大喜過望，激動得熱淚盈眶。父親到醫院複查，大夫高興得連連說：“張先生能恢復得這麼快，這樣好，真是奇蹟！真是奇蹟！”

當時，家中雖然經濟拮据，但母親省吃儉用，儘量為父親創造一個良好的養病環境。可能是因為父親有病吧，我們兄妹似乎成熟了許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親給父親做一些好吃的，我們每日都是粗茶淡飯，但卻使我們懂事用功起來。在這樣安靜祥和的環境中，父親身體恢復得令人吃驚的好，當他能夠離杖走路後，便開始練習寫墨筆字。他一生都在勤奮地學習，一個大半輩子筆墨耕耘的人，倘不寫作，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病魔雖然沒有奪去他的生命，但對他的身體和記憶力都有相當大的損害。腦溢血給父親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說話不清楚，還要流口水，左半邊偏癱，行動極不方便。但是他沒有被嚇倒，也沒有後退，他以寫作為生，只要有一口氣，他就要寫作。所以父親用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撓地向自己的身體挑戰，和病魔作鬥爭，看書還不行，便先練寫字。父親讓母親買了許多小學生練習毛筆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學生般地練習楷書，一切從頭開始，認真地讀帖，認真地寫。只見他那不聽使喚的顫抖的手，緊緊地握住毛筆，一筆一筆的寫，那樣認真，那樣專注，上午定時寫，下午也要定時寫，終於，他能靈便地書寫了，而且字越寫越好，幾乎恢復到了病前的水平。看到他在案頭堆起來的一百多本習字本，我們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這使父親異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轉。1950年4月，北京市召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父親以抱病之身應邀參加，從此，每逢市文聯召開大小會，父親都是風雨無阻，親自參加，也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心情很愉快。

父親雖然病情好轉，但還是不能寫作，家庭人口多，經濟仍不富裕。母親為了讓父親安心養病，不要他有任何思想上的負擔，便賣掉了自己用私蓄買的北溝沿的大房子，又買了離原來住處不遠的磚塔衚衕43號，有意思的是那時買房不是用錢，而是用布，我至今仍儲存的買房契約上寫明，母親是用“二廠五福布150尺”買下了磚塔衚衕的房子，現在附錄於此，留待民俗學家和北京史學家參考吧。母親設想得很周到，父親的書多，如果往遠處搬，怕父親嫌麻煩，又怕弄丟了書，磚塔衚衕的房子雖然不太好，但還不至於使父親感到不方便。後來，這小小的四合院經過母親的整修，父親又種了許多花木，顯得非常美麗溫馨，住進之後我們再也沒搬過家，父親、母親都是在這小小的四合院中逝世的，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