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歲的時候，每個星期有十塊錢零花，木槿十二塊錢。當時，一杯奶茶一塊五，裡面有黑珍珠、布丁、還有紅豆，我從來不要黑珍珠，木槿不要布丁，於是我的奶茶裡有兩倍的布丁，木槿的奶茶裡有兩倍的黑珍珠。

下午四點鐘，所有小學放學。那天木槿放學比我早，我讓她在學校門口等我下課。我放學的時候到門口找她，她早沒了蹤影。我到她班裡找她，沒找到；到操場找，沒找到；到學校對面的三個小巷口都找了一遍，還是沒找到。

我心想，這就走丟了？

十歲的我，身子瘦小，北風輕輕嘆口氣能把我從校門口吹到馬路牙子。冬青樹也禁不住風吹，葉子又薄又黃，透著死氣，學校裡的野貓眼裡冒著綠光和藍光，見了鬼一般，叫的像個泣子。

天要黑了，再找不到木槿就不妙了，我的腦袋像播映連環畫一樣，閃出各種暗色調的可能性，被綁架了，被拐賣了，被分屍了，或者，被外星人抓走了。

我尋思，中國最厲害的人是解放軍，其次是警察，於是我打算打電話給110。

我懷揣三張皺巴巴的，紅色的，印著幾個我不認識的勞動人民頭像的一塊錢，往專諸巷的報亭狂奔過去。

等我跑到報亭的時候。

“哥？你怎麼才來啊？”木槿坐在報亭旁邊的刨冰攤上，吃著刨冰，又氣又惱地問我。

“我不是讓你在學校門口等我的嗎？”

“我在學校門口等累了，想吃刨冰，就過來了。吃完不知道怎麼走回去。”木槿說得理直氣壯，“我就知道你能找到，但不知道你居然花了這麼長時間，你笨得跟豬一樣。”

“走。回家去。”我說。

“等會兒，我吃了三碗刨冰，欠了兩塊錢。”

二十個人擠在狹小的電梯裡，汗水味、香菸味、口臭味、狐臭味、口水味混在一塊兒，往我鼻子裡鑽。

“根本沒有樓梯啊，只能坐電梯，要是發生火災，這天塔的工作人員全都得死啊。”

“可不是嗎，二十二樓，除了一樓就只能到二十二樓。發生火災，除了一樓的，全都得燒死。”

“哎，這設計不科學。”

我聽三個中年男人說話，心想不好，只能到二十二樓，這五十塊錢打水漂了。我看向木槿，她戴著耳機，聚精會神地盯著電梯門看，她不關心這些。

二十二樓是賣紀念品的地方，乾隆通寶二十塊錢一個，天塔紀念幣三十塊錢一個，天塔郵票五塊錢一張，怎麼貴怎麼賣。

我讓木槿別亂跑，她不理我，但始終寸步不離。

“能幫我們拍一張照嗎？”一個黑白頭髮的男人沒等我答話就把他的單反相機遞給我。

單反相機啊，這種高檔的玩意兒，我從來沒用過。在我眼中，單反相機，數碼相機，手機相機，都一樣，按下快門，“咔”一下就拍好了。黑白男人和一個身材臃腫的女人親密地摟在一起，被我印在了三十幾MB的照片裡。

“謝謝啊。”男人說，“你們是學生吧？”

“是啊。”

“那個學校的？”

“中醫藥的。”

“真巧，我也是。不過我不是學生，那學校沒有我這麼老的學生。”男人眼裡放著光，光裡有欣喜，再往裡看，瞳孔深處是深沉和憂鬱，“我校長辦公室秘書，唯一一個秘書。”

我和木槿看著他，搭不上話，只好看向旁邊的女人。

“這是我老婆，人民藝術家，一手漂亮的字，一手漂亮的畫。”男人冒著介紹。

我們聽他說著，還是接不上話，呆呆地看著。

女人胖，肚子上的肉比胸上的肉還多，比屁股上的肉還多，臉上雀斑從鼻樑長到顴骨，咖啡色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