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之後，攝影師又要捕捉一下個人風採，他在楊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來按下快門。

楊景行似乎很有經驗，沒有看鏡頭，依然注目主席臺。攝影師拍了兩張後又鴨子步朝左邊挪動屁股，再舉起的鏡頭明顯是對準了楊景行和齊清諾，之後再讓賀宏垂也噹噹中心人物。

丁桑鵬並沒立刻發表對楊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確立了今天主題後就請其他人講一講自己的想法。

簡短的謙讓後，校長開始表現主人的熱情態度，他說：“今天是個難得的機會，我拋磚引玉，說一說自己對民樂和新音樂的一點觀點。

我覺得，如果一部音樂作品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們必須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個性，對於作曲家來說要更為重要。

只有民族性，是遠遠不夠的。我覺得，任何民族風格都是歷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地理、語言、氣候等多種因素影響，這些因素都是處於變化之中，風格的確立是相對的，風格的遊離倒是絕對的。

比如說，我們總不能因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時代的浦海，生活風俗和語言習慣都遠遠不同於剛開埠時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責當代浦海人丟失了他們的傳統和風格。

舉個眼前的例子，剛剛那首《就是我們》，不能因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創新和突破，我們就說這不是一件民樂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純粹的民樂作品。

作為一個現代作曲者，要真實地反映、表達他對自己的時代，對社會、對生活的認識和體驗，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他的風格必然是屬於他所生存的這個時代，但這並不妨礙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傳統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義者，新巴洛克主義者，他們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實他們從來沒有按照純粹的巴赫風格來寫賦格曲。沒有人會把欣德米特的《調**》聽成《十二平均律》，也不會有人把施尼特凱的《大協奏曲》當成維瓦爾第的作品。

再說新音樂，其實新民樂也已經不是個新概念。

西方新音樂，也有叫現代派，先鋒派，主要在歐美國家出現。它的出現和個性解放有關係。

追求個性當然是對的，但也容易走極端，往往會忽視思想內容，忽視情感表達。有的西方作曲家乾脆說，音樂是不能表現任何除音樂本身之外的任何東西的。不過這種觀點，我們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樂”究竟是不是能在歷史上站得住腳，只有等時間來驗證了。當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觀眾的反應是嘲罵、譁然大笑和哨聲。但是最近的演出，這件作品卻得到了長達數分鐘的掌聲和歡呼。

看來人的聽覺也是在發展的。在德國，年青人喜歡流行音樂，老年人聽古典浪漫派，不過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還是有相當的市場。對於當代新音樂，像施托克豪森、裡蓋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絕大數人並不理解，更談不上喜歡，但只要表現出一些耐心和諒解的態度，在音樂會上也已經能聽到稀稀落落的掌聲了。

再說我們身邊，同樣的例子，剛剛聽的這兩首作品，首演就幾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稱讚，包括老師。

當然，楊景行和齊清諾兩位同學遠沒有施托克豪森那麼前衛激進天馬行空，也沒有一點序列主義的色彩。不過這正是讓我們欣慰的地方，有老師說楊景行的作品是“傳承而不拘泥，博眾而又獨特”，我覺得很對。

尤其讓我們高興的是，丁老，唐老他們也對今天的作品持肯定態度，這說明兩位學生的方向走對了，我相信他們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我們也應該為他們創造這種條件。至於他們所做的到底是民樂還是新民樂又或新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