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學生。關於它們為什麼要打口，當時同學們的解釋多半語焉不詳，語氣裡卻總帶著掌握秘密知識的興奮——“呃，海關攔截嘛，你懂的。”直到後來，我才在某些懷舊文章裡看到比較靠譜的官方說法：國外出版商因為高估銷量而大量生產，結果賣不出去只好打口銷燬，但一般打得不太陰損的話大部分歌都還能放得出來……這說法聽起來有點像以前政治課上反覆渲染的故事：資本家寧可把多餘的牛奶倒進海里也不會免費送給窮人。

但我們終究透過“種種渠道”喝到了這些廉價的、沒來得及倒乾淨的“牛奶”，從中補充了一點不那麼主流的蛋白質。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張JudyColins翻唱Bob　Dylan的專輯，清泉般吟哦，聲帶鬆弛到讓聽者不好意思繃緊神經——於是，我回過頭再去聽以前從來沒聽懂的Dylan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實，聽這些“打口製品”最大的樂趣就在於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聲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針、打滑，發出某種意外的尖叫，然後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見唱片的毀容，卻不清楚它的內傷有多重，甚至總有“打口碟拉傷CD機”的江湖傳聞讓你隱隱擔憂，卻也享受著類似於賭博的刺激感。以後每次放，快到傷痕處，你都會有一點害怕和期待，等著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從內臟上碾過。一如青春本身。

音樂家的女兒

文/寧飛　@幫兇寧飛　作家

我四十歲的時候，有一天黃昏，在一家音像店的角落裡發現了一張動畫片的影碟：《爸爸，我撿到一瓶眼藥水》。我沒有絲毫猶豫，立刻決定把它買下來。付賬的時候老闆翻看了一下，感嘆道：“這什麼年代的片子啊？很老了吧？”我已經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我的嗓音都因此有些沙啞：“小時候看過。”

老闆抬頭看了我一眼，大概在根據我的外貌推斷片子的出品年代。他是一個可能還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後來我滿心歡喜拿著這張影碟回家。這是一個夏天的傍晚，空氣悶熱，還有一種從白天地面蒸騰出來的古怪氣味，我對此並不反感，因為每年夏天都是這樣，習以為常後甚至感到一種必然如此的親切。

在離家不遠的一塊草坪上，我看到我的兒子。他一臉汗水，頭髮都溼透了，和其他幾個小孩一塊兒踢球，沒有球門，也不知道究竟有幾個隊，最有可能是每個小孩各自為政，混戰在一起。我饒有趣味地看著這場沒什麼名堂的比賽。我的兒子身體單薄，跑不過人家，撞不過人家，更搶不過人家，完全處於一眾孩童裡邊的最下風。我傷感地想到，自己小時候在類似這樣的遊戲中也是基本相同的處境。

但他很投入，過了好半天，他才發現我在旁邊看，此後他踢得更來勁了，大概是想在我面前表現出他全部的水平與英勇，可惜收效甚微。我幾乎潸然淚下。

依然看不出以什麼為依據，其中一個身強體壯的孩子突然宣佈比賽結束，這應該是孩子們的頭兒，說話很有威信，大家隨後就停了下來，有些散去了，有些仍然聚在一塊兒不知道商量些什麼。

我和兒子一塊兒往家走，兒子誇張地抹著汗說：“爸爸，給我買個蛋筒。”我在旁邊一個小店裡給他買了一個，拿給他說：“你媽不讓吃飯前吃冷飲，回去別告訴她。”“媽媽規矩真多。”

我一隻手牽著兒子的手一隻手拿著那張影碟，繼續往前走，我想起第一次看到這個動畫片是在我十歲的時候。學校包場去看電影，影院裡坐得滿滿當當，開始大家都還很規矩，特別是燈還亮著的時候，但是後來電影剛放了沒一會兒，一些孩子就不安分了，發出各種聲響來。班主任在前面喊道：“不要以為現在關了燈老師就看不見，哪幾個搗蛋的我都記著呢。”此話一出果然安靜了一會兒，但之後不久又開始有嬉鬧聲，並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