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逢上饑荒之年，生活艱難，蔡家陷入困苦之中。

蔡母埋怨蔡父不該逼伯喈上京考試，二人終日爭吵。

五娘從中百般勸解，並典賣釵簪首飾，換糧米養活公婆，自己卻背地裡吃糠捱餓，好不容易得到一些救濟糧，又被惡霸里正搶去。

五娘躲在廚房吃糠的行為引起蔡父蔡母的猜疑，他們以為她在背地裡偷吃好東西。

一日蔡父蔡母突然闖入廚室，搶過五孃的飯食察看，才知道媳婦吃的是糠。

悲痛之下，蔡母一哀身亡，蔡父也後悔不該讓伯喈上京。

不久，蔡父罹病，臨終之前，對兒媳婦趙五娘的辛勤待奉深感愧疚，他要五娘改嫁，並留下拄杖一根給廣才，囑其等伯喈歸來，打他出家門。

蔡父死時，因無力安葬，五娘剪下自己的頭髮典賣，埋葬了公公，以麻裙包土自築墳臺，然後畫出公婆遺像，身背琵琶，一路彈唱行孝曲子，進京尋夫。

蔡伯喈在牛府彈琴抒愁，因為心意煩亂而時時出錯。

他思念父母妻子，託人往家鄉捎信，不料捎信的人卻是騙子，信沒有捎出去。

中秋之夜，與牛氏在花園中賞月，月色皎潔，牛氏心情暢快，伯喈見月傷心，思念家人。

牛氏窺探到伯喈的心事，於是勸牛丞相同意自己和伯喈回陳留探親。

牛丞相考慮再三，決定到陳留接取伯喈父母妻子來京。

趙五娘隻身到京城，適逢彌陀寺做佛會，便去追薦公婆。

在寺門前她展掛公婆遺像賣唱。

此時伯喈也前來佛寺祈禱父母來京一路平安。

伯喈隨從因五娘賣唱礙事，趕走五娘，伯喈將父母遺像帶回府。

五娘尋遺像到牛府，與牛小姐相遇，二人相惜，各訴衷腸，說出原委，才知道“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

在牛小姐的安排下，五娘與伯喈相見，彼此細說別後的情況，伯喈痛感“文章誤我，我誤爹孃；文章誤我，我誤妻房”。

牛丞相也回心轉意，同意伯喈偕牛氏、五娘回陳留守墓。

張廣才也知道伯喈事出無奈，原諒了他。全劇結尾是：牛丞相奉詔書到陳留，旌表蔡氏一門。

《琵琶記》所敘述的有關書生髮跡變泰後負心棄妻的現象，與宋代科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科舉制度規定，不論門第出身，只要考試中式，即可為官。

這為寒士發跡提供了一條捷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書生初入仕途，需要尋找靠山，權門豪貴也需要拉攏新進以擴充勢力。

聯姻便成了他們利益結合的手段。而當書生攀上高枝，拋棄糟糠之妻時，便與原來的家庭以及市民階層報恩的觀念，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導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劇。

市民大眾厭惡書生這種薄倖的行為，不惜口誅筆伐，這就是宋代民間伎藝產生大量譴責婚變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變故事一般都把矛頭指向書生，是因為當時他們不僅有著優渥的社會地位，而且作為知書達禮的道德傳承者，肩負著社會的責任。

地位和行為的反差，自然使他們成為人民大眾特別是市民階層譴責的主要目標。

到了元代，社會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書生的處境，從天上跌到地下。

元代科舉一度中斷達七十餘年，終元之世，考試製度時興時輟。

這使許多士人失去進身之階，社會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現“九儒十丐”的說法。

與此相聯絡，譴責書生負心婚變的悲劇作品，逐漸失去了現實的針對性。

地位低下的書生，反成了同情的物件。所以元代戲曲裡的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