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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設想，如果黃仁宇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回到中國，他對中國的觀感，也會與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相同，至少作為歷史學家，何炳棣在當時並沒有看出中國歷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觀察歷史真相的知識準備嗎？不能這樣認為。1936年8月8日《吳宓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夕7─8獨坐氣象臺觀晚景，遇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何炳棣。談甚洽。宓為何君述對於中國近世歷史政治之大體見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維新Reformation）派敗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勝，然右派之學識較深宏而主張較正確。（二）日本之一貫政策，為破壞中國之統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中國人則為虎作倀，自壞其綱紀規律與忠誠之信念。昧於以上所言二事，而號呼救國，殊類南轅北轍……何君以為然。其見解頗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學識之崇博，何君擬即從寅恪請業雲。”26從這段史料可以判斷，上世紀70年代初，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識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別是聯絡到當時中國剛剛恢復在聯合國的主權地位這一事實，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感。

三

一個睿智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現象所迷惑，必須在思想上保持對某種制度的基本判斷，這種判斷依賴知識背景，排斥個人情感，理性的支撐以思想為基本後盾。

在歷史上，對極權制度產生錯覺的現象並不鮮見。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於各種考慮把真相留給歷史，當時只說出假象，比如羅曼？羅蘭。但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出於良知和勇氣，敢於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識信仰，比如紀德。但更多情況下，對極權制度的錯覺源於基本理念和思想傾向。

1926年夏天，胡適對莫斯科作過三天的訪問，後來他在給張慰慈的信中，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基本作了肯定的評價，為此他曾和徐志摩發生過一些爭論。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面對蘇聯，何以會與徐志摩對蘇聯的評價完全不同？其實主要還是對真實情況的瞭解程度和知識觀念之間發生了偏差。因為他當時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思想上並不清晰，所以所見也就不同，觀念不清晰，懷疑就無從談起。而徐志摩一開始就對這種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蘇聯去，但徐志摩筆下的蘇聯卻是這樣的情景：“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的明顯。”27徐志摩寫《歐遊漫錄》前後關於蘇聯的言論，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對莫斯科的感覺是：“但莫斯科？這裡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汙的近跡；這裡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裡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裡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怕，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著；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著：在前途二十個世紀的漫遊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徵。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豔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天才，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後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28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7）

1936年，紀德到蘇聯參加高爾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