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威脅和他斷絕父子關係時，他的顫抖與恐懼是多麼厲害，彷彿這是他第一次面臨拋棄。

拋棄到來時，他的生命也將結束。

“對不起，喬！”他開始哭，“你別介意，孩子。

你知道我，孩子。

你知道我喝醉酒時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看看戴維。

這時樓上地板上又咯吱作響。

於是，我又望了望樓上。

“沒關係！”我說。

他懇求似的衝著我笑。

我伸出一隻手，他抓住了。

他似乎已經用盡全力，整個胳臂都在顫抖，但握緊的拳頭感覺不到一絲力氣。

我的父親，他已經是個老人了。

一個從沒走過好運的老人。

“別擔心！”我說，“都忘掉了。

”當然，這一切並沒忘記，這樣的事永遠不會被遺忘。

精神上我已經拋棄了他。

我退縮僅僅是出於同情，出於形式，出於替我母親的考慮，不是出於愛。

對於這一點，我們兩個都心知肚明。

這個心結打那以後，一直隔在我倆之間。

第二次全民公決之夜1948年7月22日慶祝活動結束後，我喝得已沒法自己開車了。

我認識的每個有車的人都爛醉如泥，連我的保鏢也不例外。

我不敢叫計程車，出租司機可能吻我，也可能殺我。

在聖約翰斯城裡，殺我的可能性要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