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方芮，一個50歲的獨身女性，在2015年的廣州，守著珠江邊天主教堂旁的這家心理診所。診所旁的公園是我生活裡的充電站，工作之餘，我喜歡在那兒滑輪滑，感受風在耳邊的低語，或是去珠江游泳，讓自己在忙碌中尋得內心的寧靜。跆拳道讓我保持活力，旅遊攝影則是我探索世界、記錄美好的視窗。面對患者時，我擅長運用心理學行為主義理論，試圖幫他們驅散內心的陰霾。

那天，廣州的天氣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窗外珠江的水汽似乎都被這熱度蒸得沉甸甸的。許天佑走進了我的診所，他身形消瘦，穿著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卻莫名透著股說不出的詭異。他的眼睛，在昏暗的診所燈光下，閃爍著一種異樣的光，後來我才發現，他植入了夜視隱形眼鏡。還沒等我開口，他便徑直走到沙發前坐下，動作僵硬又急促，西裝內袋裡插著的故事板露了出來，上面斑斑駁駁，像是沾染了血跡。

“方醫生，我覺得自己快要瘋了。”他的聲音低沉，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打破了診所裡原本的安靜。我給他倒了杯水，在他對面坐下，儘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溫和又安撫：“彆著急，許先生，慢慢說，這裡很安全，你可以把心裡的事都告訴我。”

隨著交談的深入，我逐漸瞭解到他所患的是現實解體障礙。他是一名恐怖電影分鏡師，長期沉浸在恐怖電影那充滿暴力與驚悚的世界裡，讓他漸漸失去了區分電影與現實的能力。在他的認知裡，電影裡的暴力場景和現實生活開始模糊、交織，這讓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懼與迷茫之中。

“方醫生，你知道嗎？有時候我走在街上，看到的全是電影裡那些血腥的畫面，人都變成了怪物，到處都是殺戮。”他的眼神中滿是恐懼與絕望，雙手不自覺地揪著頭髮。我看著他，心中滿是心疼，也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幫他走出這個困境。

我決定從行為主義理論入手，制定治療方案。首先，我要幫助他重新建立起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我引導他回憶自己的日常生活，從他小時候對繪畫的熱愛，到如何一步步成為一名分鏡師，試圖讓他找回那些被恐怖電影掩蓋的真實記憶。“許先生，你看，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間，那些都是真實存在的，電影只是你的工作，它不能定義你的全部。”我耐心地說道。

然而，治療的過程遠比我想象的艱難。許天佑常常陷入自己的幻想中，無法自拔。他會突然沉默，眼神空洞地望著前方，彷彿看到了什麼恐怖的景象。有一次，他突然驚恐地尖叫起來：“別過來！別殺我！”我趕緊上前，試圖安撫他，可他卻像失了魂一樣，嘴裡不停地念叨著電影裡的臺詞。

在一次治療中，我驚訝地發現，他竟然把諮詢室佈置成了《閃靈》裡浴室的場景。牆壁上用紅色顏料塗抹出詭異的圖案，燈光也被調得昏暗閃爍，整個房間瀰漫著一股讓人毛骨悚然的氣息。“許先生，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強忍著內心的不安，問道。他卻一臉茫然地看著我：“方醫生，你不覺得這樣很有氛圍嗎？這是我最喜歡的電影場景。”那一刻，我意識到，他的病情比我想象的還要嚴重。

為了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我開始深入研究恐怖電影，瞭解他工作的環境和創作過程。我觀看了他參與制作的每一部電影，分析那些分鏡，試圖找到他內心恐懼的根源。我發現，他對死亡和暴力的描繪有著一種獨特的執著，每一個分鏡都充滿了極致的驚悚與血腥。

在一次治療中，我嘗試和他探討他對死亡和暴力的理解。“許先生，你在電影裡對死亡和暴力的刻畫非常深刻，這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我小心翼翼地問道。他沉默了許久，眼神中閃過一絲痛苦。“方醫生，我小時候經歷過一場車禍，親眼看到我的父母在我面前死去，那種血腥的場景一直刻在我的腦海裡。後來，我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