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賬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於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於祖輩的世襲遺贈。他們無一不是經歷過一場超越環境、超越家世的嚴酷搏鬥，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並不好，也沒有太多的物產。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並不遠。經商的洪流從這裡捲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織耕少。”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飢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餬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只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治慾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意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空，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幾乎都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古代和現代的人生哲學和歷史觀念，提供了不能忽視的材料。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遊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著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內地貴冑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著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只要敢於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確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懮愁。

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於浮淺了。我懷疑我們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別。聽聽這些多情的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並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侶，他們本可以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裡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著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當鋪裡當了夥計。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