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同仇敵愾,要求武裝救國,而《太平花》表現的卻是非戰的和平思想,和當時氣氛是有些不相時宜的,父親有感於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動?報社的編者也有同感,寫信來問父親,何以善其後?父親考慮只有兩個辦法,一、書的立意,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故事變成抗戰。二、乾脆,把這篇“夭折”,另寫一部。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採用了第一個辦法,於是從第8回起,父親做了大幅度的改寫,由於是個大翻個兒,比另起爐灶要難多了,父親費了大力氣,整整想了一個禮拜,才動的筆,父親果然是倚馬才高的人,這樣的陡然的大轉彎,他居然不落痕跡地改寫得順暢自然,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事變成:由於外寇侵襲,交戰雙方認識到同室操戈不對,一致言好禦侮。1933年春,全書寫完,共36回。到出版單行本時,又把描述內戰的那一段刪去8回,補寫兩回共縮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書局負責人也到了重慶,告訴父親此書是被日偽查禁的,還帶來了原書,請父親審閱,準備在內地印行。不想父親再看此書時,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為書中描寫的抗戰軍事行動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動地出版,會讓經過了8年抗戰的國民笑掉大牙的,所以遲遲沒有動手。1年後,抗戰已接近全面勝利,父親認為必須要對這艱苦卓絕、曠日持久的民族保衛戰進行反省和深思,雖然我們要謳歌全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蹟,但是也不該忘記內戰的禍害,若不是長期的內戰內耗,國家的元氣也不會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來了個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著重放在內戰、削弱國本上。但是事隔十幾年,當年內戰帶給人民的災難的具體素材已不大記得,而從前蒐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戰,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內戰的內容改為主角故事的發展,並將回體改為章體,30回刪去10回,又重新寫了6章,變為26章,於1945年5月出版。父親告訴書局,今後出書,以此為準,並要求將紙型銷燬。《太平花》的兩次大改寫,反映了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親在事變中的思想變遷,如果能把報上的連載,及第一次單行本、第二次單行本,都儲存下來比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稱姊妹花的是《滿城風雨》,此書連載於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報》。這部書不僅揭露了軍閥“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醜惡,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殘害中國人民的罪行。這裡的“外寇”,當然指的是日寇。
這一時期,父親創作的最主要禦侮小說,還應是《彎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使父親感到可痛、可恥,於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兩個月時間,寫了這部《彎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陳“寇氛日深,民無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著他說明寫《彎弓集》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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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當槍的抗戰者(2)
今國難臨頭,必興語言,喚醒國人,必求其無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則以小說之文,寫國難時之事物,而貢獻於社會,則雖烽煙滿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說為業,深知小說之不以國難而停,更於其間,略進吾一點鼓勵民氣之意,則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國難小說,尚未多見,以不才之為其先驅,則拋磚引玉,將來有足為民族爭光之小說也出,正未可料,則此鵝毛與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張恨水序於北京,時為革命家孫中山逝世七週年紀念,寒風怒號,黃沙蔽天,悽慘動人之際也。
我想父親已經在序言中說明他寫《彎弓集》的動機,本無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補充的是,這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