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時，也無法找到“桃花源”。父親自己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說：“我私人積蓄，還有四五千元”，“經過兩個月的籌備，我約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兩幢小洋樓（後來擴充為三幢），先後買了四部平版機，在《立報》鑄了幾副鉛字，就開起張來，報名是《南京人報》。”於1936年4月8日正式發行。事出意料，《南京人報》一炮打響，由於父親名字的巨大號召力，在不足100萬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報》出版的第一天，就銷到了15000份，這在當時是個震撼報界“破紀錄”的新聞！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私人辦報，大部分都有經濟靠山，接受這些“後臺”的津貼，當然，也要為這些後臺“說話”。而《南京人報》則不接受任何“經援”，也沒有任何後臺，完全是父親自己半生硯田收入所得，傾其所有，辦此一報。由於“北華美專”和《南京人報》的開辦，父親囊中已是空空如也！所以當南京淪陷前，父親隻身入川，只有一個柳提箱為伴。友鸞叔後來在回憶中說：“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南京人報》是一份小型報紙，資金不足，規模不大，但人才濟濟。父親任社長，兼編副刊《南華經》；友鸞叔任副社長兼經理；張萍廬先生編副刊《戲劇》；遠在北平的張友漁先生，則無條件地為報紙寫社論；盛世強先生在北平打長途電話報告新聞。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父執的工作，大都是盡義務，是不要錢的。真誠的友誼和無私的幫助，使父親深受感動。因為如此，《南京人報》的編採人員，也都不計工薪的多少。父親固然是賣了老命，友鸞叔和全體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所以《南京人報》辦得有聲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愛的報紙！

我要說明的是，父親在《南京人報》是不拿薪水的，編副刊也是盡義務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父親自己說：“因為有個奢望，希望報業發達了再分紅，自己作誅心之論吧，乃是‘欲取姑予’。”①所以在南京報界，《南京人報》被稱為“夥計報”，因為根本就沒有老闆！

《南京人報》是“夥計報”，所以編輯部充滿著和睦、友愛和朝氣，因為大家都是夥計，也都是老闆，工作之餘，彼此之間互做“公東”，到夫子廟或大三元酒家聚會，或是到後湖划船聯句和詩，由於這種聚會是大家互請，生面別開，就吸引了不少“編外”人士參加，如盧冀野、易君左、潘伯鷹、葉古紅等先生，不請自來，使聚會充滿了詩情雅韻，在南京城裡是頗有影響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稱的盧冀野叔，是民初曲學泰斗吳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飲，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長嘯不已，尤愛唱《醉打山門》，盧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寫得極好，撰有《雙紅簃詩集》。他17歲大學畢業，19歲就成了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復先生便是他的學生，冀野叔取“週而復始”之意，給周先生改名周而復。在北京時父親和吳梅先生時有往還，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經常在一起吟詩聯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詩酒風流，但卻是一個大黑肚子，難怪在國事艱難的抗日時期，有人撰文調侃他說：“說他是大學教授，這個時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說他是銀行經理，又不幸多了點‘書卷氣’。不但能夠支援民族詩壇，也能夠搶上公共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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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南京人報》（2）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親的詩友，是清末民初大詩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與樊樊山是一時瑜亮，成為清末民初的詩壇祭灑。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時的長歌《天橋曲》，其中的“滿眼哀鴻自歌舞，聽歌人亦是哀鴻”及“自見天橋馮鳳喜，不辭日日走天橋”之句，早是傳播於京師眾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學源淵，他原名“易家鉞”，“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