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事已然越鬧越大，其形勢之嚴峻令人心驚膽戰！他此次前往天津，恐怕是危機四伏、九死一生啊！正因如此，他憂心忡忡地提筆給自己的兩個兒子——紀澤和紀鴻寫下一封遺書，以此作為自己的遺囑，提前對身後事做好妥善的安排。

在這封飽含深情且條理清晰的信件當中，他詳細地闡述了關於未來靈柩如何運送回湖南老家入土為安，以及家中眾多珍貴的書籍和精美的木器等物品應當如何處置等等一系列具體事宜。不僅如此，信中的字裡行間更是流露出深深的憂慮之情。

他沉重地寫道：“那些外國人向來性情兇悍殘暴，而咱們天津當地民眾的風氣也是浮躁喧囂，雙方之間實在難以和諧共處。倘若日後因為此事結下仇怨進而引發戰爭衝突，恐怕會導致局勢急劇惡化，釀成無法收拾的大禍端啊！對於這次行程，我翻來覆去地深思熟慮，絞盡腦汁也未能想出一個萬全之策。”面對如此棘手的局面，他內心充滿了恐懼和無助，然而卻苦無應對之法。

其實，早在動身前往天津之前，曾國藩就已經事先與奕?透過往來的函件共同商議並確定了好幾條行事準則：首先要徹底查清武蘭珍與王三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聯，但就算最終查明洋人的確牽涉到拐賣人口這類案件之中，那也必須想方設法將此事遮掩過去，務必要給法國人留足面子，切不可輕易觸怒這些洋大人；其次，得儘快從嚴捉拿真兇，並採取強硬手段鎮壓住當地計程車紳百姓，從而安撫好各個國家的情緒，以免他們藉機生事；最後，如果有法國的兵艦氣勢洶洶地前來尋釁滋事，那麼一定要堅定地抱定絕不主動挑起爭端的想法，堅決不與其發生正面衝突，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選擇妥協退讓、俯首稱臣。

曾國藩抵達天津之後，馬不停蹄地開始大力抓捕所謂的“人犯”。

儘管他心裡很清楚，此時的天津城民怨沸騰，民眾對於捉拿犯人一事極為牴觸，強行實施根本就行不通，但如果不這樣做，又無法向朝廷交差。

就在這左右為難之際，崇厚竟然提議讓他撤銷道臺、知府以及縣令這三位官員的職務，以此來取悅洋人。

曾國藩深知一旦這麼做了，必然會極大地失去民心，但為了顧全整個局面，他也只能勉強聽從這個建議。

僅僅過了一個星期，一艘艘法國的兵船就陸陸續續地開到了天津港口，這些兵船耀武揚威，顯然是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威脅手段。

面對如此緊張的局勢，崇厚被嚇得心驚膽戰。

曾國藩指責他凡事都只想著如何討好那些洋人的頭目從而維持和平的局面。

然而實際上，曾國藩自己內心也是惶恐不安，忍不住感嘆道：“眼下已經有八、九條洋船到達此地，而且聽說後續還會有更多到來。他們到底心懷怎樣的惡意，最終目的是什麼，我真是全然不知啊！”

在那威嚴赫赫、氣勢洶洶的法國駐華代辦羅淑亞的強大壓力與要挾之下，他終究還是選擇聽從了崇厚所提出的建議，毅然決然地將那些負責相關事務的府縣官員上奏彈劾，並將他們革除職務，交付刑部依法懲治其罪過。

然而，即便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他內心深處卻十分清楚這一舉措著實有欠妥當。

於是，在寫給曾紀澤的信件當中，他滿懷愧疚地傾訴道：“我此番行為實在是對內愧對神明，對外則冒犯了社會輿論的清議。無論遠近之人，恐怕都會對我口誅筆伐、加以唾棄謾罵，可即便如此，這整個局面或許仍然難以周全妥帖啊！”

接著，他繼續寫道：“近來我的眼睛視物模糊不清，時常感到頭暈眼花，而且心中惶恐不安，膽子都快被嚇破了。真沒想到我這一把年紀，竟然還會遭遇如此巨大的劫難。”

不僅如此，他還感慨萬分地表示：“自從我來到天津處理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