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人口淪為難民。

沒過多久，內戰再度爆發。圖西族對胡圖族的大屠殺政策進行反擊，並最終擊敗胡圖族，重新掌握了政權。胡圖族人害怕圖西族會報復，於是大舉渡過基伍湖，逃到了鄰國剛果民主共和國。他們現在聚居的地方，就是靠近盧安達邊境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戈馬難民營。

雖然圖西族政府宣稱自己不會報復，讓胡圖族回來，但是胡圖族人自知罪孽深重，不敢重返盧安達，只好繼續生活在這樣的垃圾場，因為他們也知道自己的族人曾對圖西族人做了太多殘忍的事情。不過，聚居在難民營裡的大部分是與屠殺毫無關係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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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水已經乾涸（3）（圖）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頭腦到心靈的距離。從頭腦移動到心靈，有人需要耗費畢生的時間。

這裡還有個孤兒院。一個瘦巴巴的十幾歲少女看著裡面的孤兒們，顯得失魂落魄。其實她已經不是少女了，而是痛失丈夫的妻子，同時也是一位失去3個孩子中的兩個的母親。她長得太瘦弱了，顯得年齡很小，別人都以為她是小女孩。她僅剩的一個孩子被收進了這家孤兒院。她沒有信心養大自己的孩子，可是又不能接走，因而只好每天來到孤兒院門前，獨自坐著發呆。

我還見過一個女人，丈夫和8個孩子中的兩個死了，還有一個下落不明，她帶著剩下的5個孩子一起生活。他們住在用稻草做牆壁、塑膠膜做屋頂的窩棚裡。每逢下雨的日子，他們就冷得瑟瑟發抖，還必須抓住塑膠膜，以防屋頂掉落。這哪裡能算是房子啊。最小的孩子正發高燒，額頭滾燙，不停地咳嗽。孩子一生病，媽媽恨不得能代替孩子受苦。

難民營成立於春天，有的孩子就出生在這裡，因此很多人都患有霍亂、痢疾、脫水、肺炎、感冒等各種疾病，孩子尤其嚴重。我看到一個兩歲左右的孩子躺在醫療所的帳篷裡，由於手臂瘦得連針也扎不進去，輸液針只能紮在額頭上。

媽媽坐在孩子身邊，除了幫他驅趕到處飛舞的蒼蠅，再也無力為他做些什麼了。醫生說，這個孩子脫水嚴重，可能沒有希望了。我撫摸著孩子，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我以後再也見不到你了，我的心情雖然無法和你的媽媽相比，可是我的心也好痛啊。你為什麼要出生？既然這麼早就要離開，為什麼還要來到這個世界？”

望著即將死去的孩子，我的眼裡已經流不出淚水了。剛來非洲的時候，我的眼淚彷彿能夠打溼整片土地。如今，我已經目睹了太多太多的殘酷現實，淚腺也乾枯了。可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從喉嚨深處發出近似哭泣的呻吟聲。

抬著擔架的人們不斷從我身邊經過，擔架裡的人都已經死了。有的是小孩，有的是大人，他們一個個就這樣走向死亡。在這樣齷齪的地方，孩子們的抵抗力怎麼可能支撐得了？這裡簡直就是地獄！

凡是在這裡工作的救助人員，幾乎每個瞬間都要做出艱難的決定。當他們看到某個人的病情極度惡化，不可能救活的時候，那就需要決定是否繼續治療。有位志願者這樣說道：

“我們怎麼能對某個病人說‘我們幫不了你，你可能會死’這樣的話呢？可是在這裡，我們每天都要這樣說，這就是現實！”

一個拉著丈夫的手的年輕媽媽，當聽到醫生對自己做出“沒有必要繼續治療”的診斷後，立刻吐出最後一口氣，魂歸西天了。對於難民營裡的百萬難民來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她的屍體也和死在她前面的1萬多具屍體一樣，被扔進崎嶇不平的黑色火山岩中的一個大墓坑。

1995年，普利策獎的新聞攝影獎授予了美聯社的攝影記者傑克琳·阿爾茨。在他拍下的那張獲獎照片中，盧安達的孩子們排隊等候接種疫苗，有個孩子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