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的觀點，從而促進了君臣間的和諧合作，鼓勵臣下大膽進諫，糾正施政中的錯誤，最終形成了貞觀年間諫諍之風盛行的開明政治局面。這種做法大大改善了君臣關係，使朝廷決策更加科學合理，為“貞觀之治”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知人善任，懲惡勸善

魏徵在其諫言中引用了管仲對齊桓公的回答，指出了妨礙霸業的五大用人問題：無法識別人才、識別後不能任用、任用後不能賦予重任、信任不足、以及任用後又讓小人干預。這五點——識人、任用、賦權、信任和不使小人參之——構成了魏徵吏治思想的核心。

魏徵強調，君主能夠識別人才是合理任用忠良與賢能之士的前提條件，這對於實現“無為而治”和天下大治至關重要。在貞觀六年（632年），魏徵向李世民解釋說，知人善任自古以來就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透過考核官員的表現來確定其優劣。他主張，在選拔官員時，必須仔細考察候選人的行為，一旦確認其德才兼備，便應大膽任用。魏徵還提出了一種靈活的用人策略，即根據不同情況調整用人標準。在國家未安定之時，可能更注重才能而非品德；而在太平盛世，則要求官員既要有能力又要品行端正。這一觀點體現了他對實際情況變化的深刻理解。魏徵認為，揚長避短是用人之道的關鍵。他建議根據個人的能力和特長進行任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而不是苛求完美。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應該被給予發揮其優勢的機會，而不應因某些不足之處就被否定。

此外，魏徵堅持賞罰分明的原則，反對徇私枉法。他認為公正無私地處理獎懲事務，可以確保正直與邪惡的行為都得到正確的評價。例如，在龐相壽貪汙案中，魏徵成功勸阻了李世民基於私人感情而赦免罪行的做法，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最後，魏徵對於宦官的使用持謹慎態度，警告李世民要注意這些近侍的潛在危害。他在貞觀十四年（640年）提醒太宗，雖然現在朝廷清明，但為了長遠考慮，應當杜絕重用宦官，以防後患。魏徵的遠見卓識得到了李世民的認可，併成為了唐朝初期用人制度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