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與要求者愈增，則個人所能支付者將愈減。此與向人借貸之理類似：向人借錢者，數量愈少，借到手的機會將愈多；向人告貸的次數愈少，借到手的比例將愈多。反之，告貸的數目愈大，借到手之把握將愈少；向人告貸的次數愈多，借到手的比例將愈少。這本是常識，至少是窮人底常識。但許多「搞組織」者則昧於此理。彼等之統治欲特別盛旺，盛旺到衝昏了腦筋，以至對於「被組織者」之要求之高，常高過父母對子女之要求。彼等不獨要管其行動，且要管其「思想」。這樣一來，勢難避免下列結果：強梁者不受其「組織」——其實是部勒或驅策；受其部勒或驅策者率皆無能之輩。在一特殊情境之下，如人眾無法脫離「組織之網」，則為生存計，大家對苛煩之要求常應之以軟性的敷衍。此所以，在像蘇俄這樣的地區，習於虛假，乃普遍現象。這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譯者）

只有當國家底行為是大家所自動同意的時候，我們才能信賴大家底公意，並憑此以指導國家底行動。可是，對於某些事項，當公眾的同意不存在時，國家常直接管制這些事項。一旦國家直接管制這些事項，個人自由必遭抑制。在公共的場合裡，國家管制著所有的工具。一旦公共場合之範圍超過全社會底某一比例，則國家行動所發生的結果便宰制著整個的社會體系。有時，國家雖然只直接掌握著社會資源之大部分，可是國家所作決定對於社會經濟結構其餘部分的影響則甚大。於是，國家几几乎間接控制著社會上一切的事物。德國早在一九二八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著國家歲入大半之用途。依德國官方的估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有歲入百分之五十三。這樣一來，政府幾乎控制住了德國全體人民底經濟生活。（這真是可怕——譯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個人如欲完成任何事業，若不倚賴政府之助，便很少成功之希望。指導國家行動的「社會價值標準」，在事實上，一定囊括著一切個人底目標。

國家實行計劃經濟時，我們之需要意見與行動之齊一，遠較平時所需要者為多。民主政治如依附於計劃經濟之上而施行，其後果為何，實不難預料。一般人也許同意採取管制的經濟制度。因為他們相信管制的經濟制度可以產生更多的財富。我們知道，在討論究竟採取何種經濟制度時，計劃經濟底目標，據說是為謀求「公共福利」。其實，這類名詞不過表示大家對於計劃底目標並沒有真正一致的看法而已。在行政機構將一個單獨的經濟計劃改變成一個特別的經濟計劃時，我們必須確切決定究竟應須具體做些什麼。問題一提到此處，各人底意見就不盡相同了。大家同意須有一中央管制計劃，但又不同意一個特定的目標。這正如一群人在一起旅行，可是關於究欲何往，各人也許各有其目的地。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人都不得不旅行，但其中最大多數的人卻不得不到那不願往之處。在計劃經濟的制度中，我們所從事的集體工作，不僅僅限於我們所同意的那些，我們還被迫做許許多多工作，以便經濟計劃之完成。這是計劃經濟制度下無可避免的結果。（於是，人都變成了機器底零件——譯者）

計劃經濟運動中有一特徵，就是要求經濟範圍裡有一獨裁者。吾人須知，經濟範圍裡的獨裁，可以逐漸破壞政治上的民主。哈利維（Elie　Halevy）認為克利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都會同意說：「我們是生活在經濟混亂之中，除非在某種獨裁方式領導之下，否則我們將無法免除這樣的混亂。」抱持這種思想的人是很多的。在德國，甚至在希特勒掌權以前，經濟計劃運動已經大有展進。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某些時候，德國底民主政治已瀕於破滅。像伯魯寧（Bruening）這樣忠誠的民主分子，已不復能像施萊希（Schleicher）或巴本（Von　Papen）那樣本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