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廠當大爐工，這就註定了他和媽媽的姻緣。

1973年，爸爸作為工人的代表，媽媽作為知青的代表，參加了“縣路線教育工作隊”，在那裡，他們相愛了。其實，他們倆身邊一直不乏追求者，好像冥冥中有一根紅線在牽著他們，他們誰也不理，誰也不睬，直到兩人相遇。爸爸那時寫詩，歌頌他的大爐工生活，“一鍬一顆紅太陽”什麼的，還拉具有專業水平的二胡，還下很好的圍棋，媽媽就被他迷住了。

1974年，媽媽入了黨、上了大學（儘管是工農兵大學生），跟爸爸的社會地位迅速拉開了距離。物以稀為貴嘛，那時入黨多難，媽媽她們一個系才幾個黨員，大學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農兵大學生更是百裡挑一、千里挑一了，而這兩樣媽媽都有！熟悉媽媽的人就說：你和一個大爐工有什麼共同語言，散了吧！還有人在背後說媽媽：是看上對方的家世吧？媽媽的親屬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經去世）他們交往，他們不說沒有共同語言這樣的話，他們嫌爺爺是一個當官的（副廳長），還嫌他們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話說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十個湖北佬也鬥不過一個桐城佬”，這是說桐城人奸詐。其實桐城文風甚重，歷史上有“桐城派”，姚鼐、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開國宰相張英、張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矚目，像陳獨秀、兩彈英雄鄧稼先，還有幾位副總理級的國家領導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為什麼給人留下了這麼樣的壞印象。要知道，從籍貫上說，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時的資訊十分落後，沒有網路、沒有電話，他們就是寫信，寫很長很長的信，像寫日記一樣，每天都寫，寫夠了8分郵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對方的來信。我沒看過他們信的內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裝在一隻黑色的包裡，厚厚的，紙都發黃了。爸爸說，媽媽是她那個時代的美女，身材苗條，明眸皓齒，還有雪白的面板，爸爸毫不羞澀地說是古典美（像唱黃梅戲的馬蘭）。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爸爸像《周漁的喊叫》裡的人一樣，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車回省城，為的是在星期天能見到媽媽，他們在一起吃吃飯，說說話，下午爸爸就趕回廠裡。爸爸媽媽一分手，雙方就開始寫信，寫對對方的思念，寫工作，寫學習，寫對時局的憂慮。多少年後他們說起來，我的眼前就浮現起爸爸疲憊不堪地穿行在火車上、爸爸面對熊熊燃燒的鍋爐、趴在腿上給媽媽寫信的情景。而事實上，爸爸自認識媽媽後就沒再燒鍋爐了，他一直在廠工會幹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結的胸脯和滿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頑固地認為，他的那些信、那些發表的文藝作品就是在鍋爐房寫的！

粉碎“四人幫”後，爸爸考上了大學。那年，爸爸的分數超過了北京大學錄取分數線好幾十分，可是他什麼大學都不報，就報媽媽的大學（媽媽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裡人氣結。

本來爸爸是帶工資上大學，雙方的年齡加起來都過了53歲（國家規定雙方加起來50歲可以結婚），按照國家規定可以在校結婚的。可是，那個年頭把考進來的大學生比做“天之驕子”，爸爸這樣一個縣裡集鎮上的化肥廠的大爐工，一上了大學再加上他自己父親的身份，一時間行情看漲，遠遠蓋過了媽媽的“工農兵學員”。這時，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媽媽是否“門當戶對”的問題（恕我不點名了）。

多少年後媽媽說起了那段辛酸的歷史還忍不住淚流滿面，媽媽說：“我和你爸爸談戀愛五年，人家只說他配不上我，也沒人提出‘門當戶對’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學，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門不當戶不對了，這就是人性的醜惡。”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愛著媽媽，把媽媽當做寶貝。

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百廢待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