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什麼，不值得費筆墨來同它鬥爭，這種理由有一半是不錯的，但是一半也在讀者，要能夠知道它是在造謠才好，可是在中國這怎麼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輦轂之下’，數百年來習慣於專制之淫威，對於任何奇怪的反動言論，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會主張，簡直是與《順天時報》同一個鼻孔出氣的，這個關係似乎很是重大。”469這被他稱作“由我匹馬單槍去和這形似妖魔巨人的風磨作戰”，前後持續三年之久，涉及北伐、清黨等一系列事件。“我對於外國的某一類文化還是很有趣味很想研究的，但我覺得這兩不相妨：賞鑑研究某一國的某種文化同時反對其荒謬的言論與行為。”470　可以代表周作人的基本立場。事實上，他常常是以“日本通”的身份去戳穿日本的假“中國通”所造的謠言。

周作人批駁《順天時報》等，看似強調“中外之分”，其實卻是“新舊之分”。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駁斥外國人的謬論，同時也拒絕本國人的類似謬論。他之所謂“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只是關注點稍有差別，根本則是一致的。周作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文明反抗野蠻，以自由抵制專制，以理性驅散迷狂。他在一篇介紹俄國亞力舍托爾斯泰——也就是十幾年前譯就而未能出版的《勁草》的作者——的文章中說：“我們相信立在文化最高處的精神上之貴族主義者其主張不外對於一切壓制專斷的憎惡與反抗。”實乃他的自況；從這一立場出發，他說：“我覺得中國人的大病在於喜歡服從與壓制，最缺乏的是對於一切專制之憎惡。”471就此所發的議論，未必不能納入“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的範疇。這在致穆木天的《論國民文學的信》472中講得非常明確：“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為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s’！）中之漢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卻在於此：“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當初宣傳新村，同樣提倡的是個人主義；此亦證明“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正是殊途同歸。五卅運動發生，周作人這一立場更其彰顯，他說：“中國現在應該根據正當的民族主義，辦教育，練兵。然而如沒有自覺沒有改悔，這也是空想夢話，——什麼都是空想夢話。”473——至於“國民文學”，在他最終歸結為一場全面的國民性批判：“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剷除自己的惡根性，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的復活。”“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癰疽，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474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9）

三個月後，《論國民文學的信》重新在《語絲》——那一期幾乎是“國民文學”專號——發表，周作人補充說：“我不知怎地很為遺傳學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儲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