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承認，知道是夢了卻還想在夢境中多流連一刻。其實我們這樣說話作文無非只是想這樣做，想這樣聊以自娛，如其覺得沒有什麼可娛，那麼儘可簡單地停止。我們在門外草地上翻幾個筋斗，想象那對面高樓上的美人看著，（明知她未必看見，）很是高興，是一種辦法；反正她不會看見，不翻筋斗了，且臥在草地上看雲罷，這也是一種辦法。”461後一方面上承《〈自己的園地〉自序》之“我已明知道我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前一方面則接續“但我還在尋求——這是生人的弱點——想象的友人，能夠理解庸人之心的讀者”。他又說：“我是喜翻筋斗的人，……在許多知識階級的道學家看來，我的筋斗都翻得有點不道德，不是這種姿勢足以壞亂風俗，便是這個主意近於妨害治安。這種情形在中國可以說是意表之內的事，我們也並不想因此而變更態度，但如民間這種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應有想到省力的時候了。”實際上是基於“教訓之無用”，對於自己的一種新的定位。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6）

此後周作人一再強調這一點。他針對日本廚川白村“表示他要離了純粹的藝術而去管社會事情的態度”的兩本論文集《出了象牙之塔》——當時魯迅的譯文正在報刊揭載——和《往十字街頭》，造了一個“十字街頭的塔”，作為自己現在立場的象徵：“我在十字街頭久混，到底還沒有入他們的幫，擠在市民中間，有點不舒服，也有點危險，（怕被他們擠壞我的眼鏡，）所以最好還是坐在角樓上，喝過兩斤黃酒，望著馬路吆喝幾聲，以出心中悶聲，不高興時便關上樓窗，臨寫自己的《九成宮》，多麼自由而且寫意。”這是個人主義者同時也是自由主義者的姿態；而在周作人看來，如果不首先或不始終是個人主義者，也就談不上是自由主義者。文章中還說：“只是在現今中國這種態度最不上算，大眾看見塔，便說這是智識階級，（就有罪，）紳士商賈見塔在路邊，便說這是黨人，（應取締。）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妨害，還是如水竹村人所說‘聽其自然’，不去管他好罷，反正這些閒話都靠不住也不會久的。老實說，這塔與街本來並非不相干的東西，不問世事而縮入塔裡原即是對於街頭的反動，出在街頭說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們的塔，因為他們自有其與大眾乖戾的理想。總之只有預備跟著街頭的群眾去瞎撞胡混，不想依著自己的意見說一兩句話的人，才真是沒有他的塔。所以我這塔也不只是我一個人有，不過這個名稱是由我替他所取的罷了。”462“不問世事而縮入塔裡”即《沉默》所云第二種方法，“出在街頭說道工作”即第一種方法，彷彿判然有別，實則同為一人——在堅持“自己的意見”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而且在他看來，遠有藹理斯等，近有《語絲》各位同仁，無不取這一立場。

上述文章講到“沉默”、“不問世事而縮入塔裡”，主要是從“教訓之無用”出發；周作人並非沒有另外一重考慮。《語絲》上與《十字街頭的塔》同期發表了他的《淨觀》463一文。——“淨觀”實為“生活之藝術”的核心，而這又特別針對有關兩性關係的看法而言；即如周氏所說：“平常對於穢褻事物可以有三種態度，一是藝術地自然，二是科學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潔淨；這三者都是對的，但在假道學的社會中我們非科學及藝術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態度只是第三種，（其實也以前二種為依據，）自己潔淨地看，而對於有不潔淨的眼的人們則加以白眼，嘲弄，以至於訓斥。”他所以推崇藹理斯即是這一原由；《淨觀》談的則是日本學者廢姓外骨，表示“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謂穢褻趣味，即對於禮教的反抗態度”，其實還是同樣道理。——周作人說：“中國之未曾發昏的人們何在，為什麼還不拿了‘十字架’反抗？我們當從藝術科學尤其是道德的見地，提倡淨觀，直到將要被火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