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了吧？孟姜女在春秋時候的那個原型在哪兒呢？

這些證據還沒完，還有。而且這個證據只要一看，可能更願意相信它的權威性。因為這個證據的說者是現在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當中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先生。他是瑞典皇家學院的院士，年齡已經很高了，大概80多歲了。他50年代在中國曾做過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剛才說到《明報月刊》刊登了文潔若《老舍差點獲諾獎？》的那篇文章，同期還刊登了馬悅然的文章《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文中提到，在馬悅然的“記憶”裡，老舍和他的妻子是我“當年的親密知交。”你看他這樣說。而我們從後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不是親密知交，就像束星北談到的那個“熟識”問題。文章還提到，由於1966年時他還不是瑞典皇家學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開諾獎中關於老舍的事情。因為諾獎評委會有一個規定，一旦當了院士，成為評委，就要守口如瓶50年，直到檔案揭秘。在此之前，任何一個評委都不能向外透露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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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歷史真實看“戲說”與“正說”（15）

“老舍確實曾被幾位法國漢學家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提名者中的保·貝第（Paul　Bady）曾經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寫過論文。我曾數次被法國友人揪住，尋求我對老舍候選人資格的支援。那時我對這個獎的候選人，則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覺得老舍作品的翻譯質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說的真實水平。就我所知，那時他僅有的被譯成英文的作品是《駱駝祥子》和《離婚》。在英譯《駱駝祥子》中介紹的幸福結局全然詆譭了小說的本意。我斷定老舍因而不可能進入候選人的終審名單。事實果然如此。”我們看，一個後來的諾獎評委，在他回憶1966年情形的時候，又是這樣的一種記憶。

然而，他在文章中透露，因為“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使他“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他證實，1988年沈從文先生去世之後——當時國內也一片惋惜——這個人因為理解中國人的諾獎情結，所以他違背諾獎評委的諾言，就1988年的事情做了一個披露。我們注意他言辭的表達，他說，“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1987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1988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援他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確信，1988年如果他不辭世，他可能將在十月獲得這項獎。”他並沒有把話說死。因為每年的諾獎要在鍋蓋揭開以後才能知道那個人是誰，評獎是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然後在這兒，我們再看另一個有趣的現象。馬悅然的文章和艾笛女士說她“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潔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的“記憶”取得了一致；而舒濟、舒乙的“記憶”，又與文潔若“不予證實”前的“記憶”，也就是她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件事相吻合。我到現在，唯一沒有找到的，估計也不可能找到的，就是他們提到的那位當年瑞典駐日本大使。但是，我從常識性的外交禮儀來推斷，瑞典大使在當時的那種情形下，可能不會那麼說。大家想一想，瑞典駐日本大使有可能在向日本人祝賀日本作家獲得諾獎的時候向日本人說，這個獎原來不是給你的，是要給一箇中國偉大作家老舍的。這個可能性大不大？他如果這麼說，是否違反了外交禮儀？如果我們相信這個違反外交禮儀的言辭是真實的，那前面的那個敘述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找不找這個瑞典大使也就無所謂了。

然後，再來看那個馬悅然。他說他是老舍夫婦的“親密知交”。然而，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時，發現了一封時間標明寫於1956年至1957年間老舍致瑞典駐華使館人員的英文簡訊，只有一句話：“‘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