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過，我說的是沈從文。這使曾經如此“口述過”的人都有了編故事之嫌。

為了做好這個研究，我專門發電子郵件，請我的日本友人岡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榮三郎求證，您是不是1978年跟舒先生那麼說過？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給岡田女士寫了回信。熱心腸的岡田女士收到信以後，便用國際特快郵寄給我。我又請同事李家平先生將此日文信翻譯成中文，終於見到了這位極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證詞”。我摘出幾句跟這個事實有關的話。我們看這個人的記憶：（信中划著重線部分，為藤井先生所加。）：

岡田祥子先生

關於您所詢問的事情，我向您說說我的記憶，要把事情的時間性搞清楚，還得參照我的經歷來講。

從《日本文藝雜誌》上見到原本考慮授予老舍的諾貝爾文學獎可惜又失去的訊息，並把這些告訴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確實是我。當時他們聽了也感到吃驚，我想這些您也許不清楚。可是，時間上並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從時間上我們知道了，這個是春秋時候的孟姜女的原型）我清楚地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訪問北京的時候。拜訪舒家，是在滯留北京的那幾日，……在同（舒乙、胡絜青）兩位暢談中，我記得向他們說起，（我們看，口述史和歷史的書寫，都牽扯到人們的記憶。而這個記憶是常常出錯誤、出偏差的吧？或者說，我們現在向人們描述幾十年前經歷的事情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考慮到當年的某種角色不光彩，或者考慮到我要為當時的某件事情做一些修正，做一些遮掩，把記憶改編了？）“日本文藝雜誌載，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談到，川端康成獲獎後，他從瑞典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裡得知，原本獲獎者是考慮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為文革，對中國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經去世，於是該獎授予了川端。這個筆會的人說，川端先生是非常傑出的作家，但作為人道主義的受獎者來說，還是老舍先生更為合適。”

他提到的是什麼啊？是他聽朋友在電話裡跟他說的。我們看，層累的這種疊加的說法，經過了歌手的幾次傳唱之後，已經變成了真實的史實傳唱出來，並把這個史實傳唱成為神話。而我們大家在聽到這個神話的時候，很多人是願意相信它的。我們的世界觀經過很長時間，好像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固化的東西，願意相信神話，不願意懷疑神話，更不願意打破神話。

他下面還有一句話講到這個，他說：

但是，不管怎樣，關於老舍和諾貝爾獎的文章曾刊載於《文藝雜誌》上，這件事情是不會錯的。

你看，日本人肯定了自己的這個記憶。他曾經向舒乙先生說過的這件事情——我們注意是他記憶中的這件事情，而不是舒乙先生傳出去的那件事情——是不會錯的。然後舒先生在跟外界說的時候，也說，在他記憶當中，這個日本人曾經告訴過他這件事情，是不會錯的。問題出在哪兒了呢？出在兩個人的記憶上！日本人的記憶和舒先生的記憶出現了落差。而這兩個記憶的問題，帶給了我們對於這段歷史在認識上的不同。

我想一定是寫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覺言有未盡，特意又補上一段“附記”：

我向舒乙先生說“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會大家都知道。”，當然不是在1981年我們初次見面時說的，應是兩年後在名古屋老舍研究會成立，我出任關西地區常任委員的時候。（你看，他並沒有說他自己是老舍研究會的前會長，而是關西老舍研究會的一名委員）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這麼說的。從那以後又經過了幾年，在老舍研究會的閒聊中，也曾和幾個人提起前述那本雜誌，談過老舍和諾獎的事情。也許您知道，我是惦記著這樁事的。總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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