滓，不讓他們和許多善良的愛護黨的意見和言論攪在一起，淆亂是非，引起混亂，是以將本刊定名為《浪淘沙》。”這樣，儘管從總體上《浪淘沙》也是堅持“左右開弓”，第1期同時發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內史》與揭露校內右派的《阿O外傳》（這兩篇也轉載於《紅樓》第4期）但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浪淘沙》及《紅樓》發表的《儒林內史》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判定為“歪曲和攻擊黨的幹部政策和黨團組織原則，反對或不滿黨團的領導，醜化黨團的領導幹部”的“毒草”。見譚令仰：《〈儒林內史〉是毒草》，載《紅樓》第5、6期。；但其重點卻一開始就放在反擊右派上。

它的第一個為全校師生注目的行動，是發了一期《號外》，公開披露了《廣場》主編張元勳、沈澤宜在印刷廠被工人包圍的訊息。這樣，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線。

在隨後（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為鉛印）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現實告訴我們什麼？》，就以更加鮮明的態度，強調“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會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鬥爭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人們應該在這場鬥爭中認清道路”，“（這）是維護社會主義和推翻社會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必然激烈，必然緊張，就不會像請客吃飯那樣輕鬆”。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對“立場，觀點，方法”的強調：“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每一個人都應該經常給自己劃一個問號：我所站的是什麼立場，所持的是什麼觀點，所用的是什麼方法。它的確是使我們從亂絲般的現實中辨別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敵我的法寶。”可以說《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覺地以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投入反右運動，不僅批判右派言論，也批判一些所謂“中間派”的“糊塗觀點”。

今天重讀這些文章，卻也能從中多少獲得一些運動發展的資訊。例如前述《現實告訴我們什麼？》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說‘太緊張了！’‘過分了！’‘白熱化了！’‘過分了！’搖擺於是非之間，站不穩立場”；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現，“要求把譚天榮送上斷頭臺，也有人提出理髮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絕為譚天榮服務等過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凱先生的文章，則真切地談出了在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困境：“我們常常暴露這樣的思想情況，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劃清思想界限，我們常常感到‘我說的話的確出諸誠意，的確有善良的動機，但卻和右派分子的言論有某些共同之處，我不知道如何和他們思想上劃清界限’”，他的結論是：“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出來說話，如果不是黨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不少的知識分子就可能在所謂‘善良’的動機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這事情本身就說明我們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沒有徹底成功”。高名凱：《反右派鬥爭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載《浪淘沙》第4期。

《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與《浪淘沙》都發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與來信（《浪淘沙》還專門開闢了“老師的話”這樣的專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4號的《馮至教授給本刊的信》。信中談到“《紅樓》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滿意的”，“總起來看，給人一種薄弱無力的印象，好像跟我們新青年應有的豪邁氣概配合不起來。其中甚至有個別的詩歌是晦澀的，帶有消極的、低徊的情緒”，“如今的《紅樓》與過去的不同了，精力飽滿，衝鋒陷陣，成為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的一隊尖兵”。來信最後表示“希望《紅樓》多發表一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事業的文章。讓那些懷著惡意嘲笑我們‘歌功頌德’的市儈們滾開吧！歌人民之功，頌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之德，是我們的天職。我們要讓歌頌的聲音響徹雲霄。讓那些險惡的醜類在我們嘹亮的歌聲中無地自容”。馮至是眾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