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一次要吃十個，吃米飯要吃五大碗，如是喝秀釀的高粱酒一次可以喝下二斤，還不醉。供應指標是完全不能填飽他的肚子，隊長看在他做的是體力活，就將隊裡的公糧給他吃，還是不夠，沒有辦法就允許他吃飯記帳，年底一起算，而到年底還是不能還完欠帳，隊長又只好將欠的部分作為招待場部領導找王會計給報銷掉。

朱大貴住在菜地邊，隊長安排他住在菜地邊主要是：一方便種菜，二方便照看菜地，防止隊裡的人偷菜充飢。在菜地一住就是十年，他孤身一人，沒有自己的女人，也沒有親戚，常年是菜地和小屋與他作伴。小屋裡沒有太多的東西，一張用果樹枝做的飯桌，果樹枝做的小馬椅。他沒有自己開伙做飯，餐具只有一雙筷子和瓷盆飯碗。幾件破爛的衣服掛在屋子的牆上，床上鋪著像豬油渣的棉被，黑乎乎，從來沒有清洗過，幾雙露大指甲的解放鞋放在床下，唯獨床邊的桌子上放著幾本書和幾份報紙，朝東邊的牆上貼著毛主席的畫像，朝南邊的牆角凌亂的放著農具。朱大貴的家從沒有人進來過，隊長每次找他，也只是站在門外，也從未進來。隊裡的大人小孩都說朱大貴神經有問題，都不敢接近他。哪家有不聽話的孩子，大人就會說：“再哭，送朱大貴那裡去。”孩子們都怕朱大貴，一聽他的名字就馬上不哭。

其實隊裡沒有多少人瞭解朱大貴。他不瘋，神經沒有問題，只是經常批鬥他，他沒辦法只有裝瘋賣傻，只要有批鬥會，朱大貴就會很自覺的跑到主席臺跪下，等民兵捆綁他，給他帶高帽子，有時，他還自己帶繩子自己給自己捆綁起來，連高帽子也是自己做的，字也是自己寫的。搞得革委會的領導哭笑不得。都說他是神經病的臭老九。

特殊的年代，他只是採取特殊的方式生存著，沒人看懂他，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為誰而活著。

朱大貴種菜很有一手，他和隊長說是科學種菜。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什麼季節種什麼菜，他種得都很好，而且從未造成隊裡食堂斷菜，隊長滿意就是在這方面。他每天出工不需要聽打鐘，不需要隊長喊工，他完全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他到果園場以來一直是這樣。有時在菜地翻地，翻得好好的，他鋤頭一丟，跑向屋裡在桌上的本子上一陣狂寫，然後合上本子，又將本子藏在床底，又回到地裡繼續翻地。有時，一整天嘴裡都念著只有他能聽到的詩詞，有時揹著小學課文，越是念，越是背誦，他越是幹得有勁。隊裡的工人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學識。老九就是老九，對那些文字是久久不忘。

佩服他，因為他有一個高高的帽子，是臭老九。朱大貴是教師出身，是師範畢業的高材生，分配在宋埠區高中當老師，主要教語文，鋼筆字、毛筆字、黑板板書都寫得非常好。平時愛寫寫畫畫，對人生，對社會愛長抒短嘆，常常長篇大論的寫。他犯錯誤下放到果園場勞動的主要原因是，寫了幾份對黨直接建議的大字報，再就是和區高中一位女老師的男女關係不清不楚。就因為這些，縣教育局就將他作為典型批鬥，再後來被宋埠革委會下放到果園場勞動改造。從此，他就離開講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整日勞作。隊長經常對他說：“朱大貴呀朱大貴，你要好好勞動，從勞動中改造自己，社會是大學堂。不要成天瘋瘋癲癲的，否則又要批鬥你。”每次朱大貴只是“嘿嘿”笑著不停。其實這是表現他樂觀的一面。

剛開始來場時，隊長對朱大貴一點好感也沒有，大會小會朱大貴成了會議的議題，開口閉口都是朱大貴，耳朵都聽出繭子。朱大貴也就成為隊裡乃至整個場裡的笑料。時間久了，隊長接觸朱大貴多了，從言談中覺得朱大貴說話很有學問，辦事一套一套的，能看懂很多書，肚子裡有點貨。為了保護他，隊長就安排他種菜，除自己可以管他以外，沒有人管他，這麼一個有學問的人，去和隊裡那些人一起勞動，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