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變得黯淡無光，成為可有可無的背景。

“石越拜見荊公！相公別來無恙？”離著石階還有三四步遠，石越便已遠遠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階，雙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別來無恙！”

石越直起身來，注目王安石，嘆道：“國事如此，豈得謂‘無恙’？！”王安石一愣，卻聽石越又笑道：“不過今日能見相公身體安康，卻是國家之幸。”

卻見王安石搖搖頭，正色道：“子明這卻說錯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國家之事，正要多倚賴子明與君實。”一面說著，一面將石越請進廳中。

二人在廳中敘了座位坐了，這時候驛館官吏早得侍劍吩咐，上過茶點後便不敢來打擾，石越的幾個護衛也在門外侍候，廳中除王安石與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邊照顧他起居的侄子王防與侍立在石越身邊的侍劍。

待王防又給石越見過禮，便聽王安石微微嘆道：“益州之事，某其實難辭其咎！”

縱然是石越料想過一萬種開頭，也萬萬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話竟然是自責，他驚訝地抬頭，望著王安石。卻聽王安石又低聲嘆道：“吉甫無它，但性急耳。熙寧歸化之策，吉甫當年也曾經寫信詢問過我的意見，國家向西南蠻夷用兵，開拓疆土，本是熙寧以來的國策，這十年來，官軍屢戰屢勝，恢復靈武，此太宗以來第一功業——南交、大理，本屬中國，亦自當混一，謀劃西南，那是萬世基業，原本也是良謀善策。當時天下無論賢愚，大抵以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議論，罕有反對者——今一旦釀成大禍，便將所有罪責歸於吉甫，以為社稷之罪人，這也難稱公允之論。”說到此處，王安石抬頭望著石越，苦笑道：“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預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嘆道：“的確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責吉甫，當時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個兩個。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時候，否則李秉常早為俘虜。我當時薦吉甫為相，是看中吉甫有異世之材，但朝中君子對吉甫畢竟成見太深，子明平心而論，若無吉甫與君實在朝中竭心殫智排程，你能成就平夏之業否？”

“自古無庸相在朝，而大將能建功於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寧西討，有一半功勞，的確是歸於當時的兩府大臣的。

王安石點頭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終是人望不足，他當年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對他的成見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證明自己，遂行歸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懼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著牙執拗到底，意圖僥倖，不料卻招致今日之禍。倘若熙寧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結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對呂惠卿的同情與憐惜，溢於言表，“吉甫離京之前，曾留書一封與我，言及他三四年間心境，令人嗟嘆。”

對於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與呂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屬、同事，又是師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援數十年，站在他的立場，說出這些話來，那也全是出自內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場，卻很難如此理解呂惠卿的行為。他既不願附和王安石，卻也不願意與王安石爭論，便只是默然不語。

王安石嘆惜一會，又說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昔日為相之時，亦在局中，恍然不覺己非，一旦離開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卻終於發現當年多有不近情理處。回想熙寧三年，程伯淳曾與我議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無不中允，又對我道：‘天下自有順人心底道理，參政何必須如此做？’我實已為其所動，然當時張天祺至中書，言語乖戾，我以為自古變法，無信不立，遂終於一意固執。若非其後復有子明之謀，真不知將到何種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