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抱了抱拳，朗聲說道。

“不敢，學生何德，竟敢勞石大人記掛。”司馬夢求不亢不卑的還了一禮。當下按一般的禮節，和吳從龍、範翔、陳良向石越自報家門。

畢竟大宋的讀書人對石越還是很仰慕的，如吳安國那樣的始終是極少數。吳從龍等人免不了要說一番仰慕的話。石越說好說歹，此時也是個五品官，又是在皇帝面前很受重視的人物，兼之名聞天下，隱然一代宗師，甚至民間有人把他放到孔孟之後來提，但是他在當時來說，簡直是一點官架子都沒有，反差如此劇烈，更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司馬夢求無意科舉是真的，但是說他無意功名，卻未免有點假。不過中國的“士”，講究的是得其人而輔，若找不到那個明主，便寧可耕躬鄉野，苟全性命，終身做個隱士，這是“士”之一階層人格上獨立的一面，後世之人，能理解這種想法的，少之又少。他遊歷天下，遍覽形勝，結交三教，十年有奇，所見所聞，文官只知道貪財好色，巴結上司，鑽營升遷；武官們醉生夢死，兵甲不練，坐吃空餉，倒似大宋這棵大樹上佈滿了蛀蟲一般，大家都拼了命要吸乾這大樹的樹汁。

好不容易盼來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結果他手下三大幹將，韓維是世家子弟，眼光看不到一等戶以下；呂惠卿三兄弟在鄉里就巧取豪奪，變法的結果是國庫的錢財大幅上升的同時，他們呂家的田產與錢財，也跟著上升；曾布自己雖然好，可是他的親戚們在縣裡面連知縣都不放在眼裡，欺壓良善之事屢屢不絕——其上如此，其下可知。王安石縱使自己清廉，同樣也要引薦親戚，而對於吏治敗壞之事，他根本不敢動一根手指。只知道拼了命的喊“開源”，實則歷代苛捐雜稅，本朝無一不有，這種情況下還要開源，老百姓也只能苦不堪言。

而所謂的舊黨名臣，更讓司馬夢求不知道要做何想，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被慶曆新政的失敗給挫掉了全部的銳氣，只知反對不知建樹——便是瞎子也知道，大宋的情況，不變不行了。在《汴京新聞》之前，大宋本來就有朝廷的邸報流傳於市坊，雖然不是正式的報紙，但對於關心時政的讀書人來說，卻是必看之物。因此王安石的一舉一動，朝野變化的情況，司馬夢求雖在外省，亦瞭然於胸，但是越瞭然，只有越失望。他幾乎以為大宋是變亦亡，不變亦亡的危局了，差點想要剃度出家，不再問塵世之事。

直到他在成都讀到《三代之治》、《歷代政治得失》，讀到關於青苗法改良的邸報，他這才又被勾起一絲希望。但是司馬夢求為人，是非常的推崇“與其許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他馬不停蹄的出劍閣，順長江而下，直奔江淮兩浙，親自了解改良青苗法的推行情況，用錢莊借濟的利弊得失。在那裡呆了一年有多，種種利弊，他無不了然於胸。他在松江邊上，看到了機戶之家成千上萬，官府為了調節棉花的種植和水稻的種植而大傷腦筋，二者的矛盾至今沒有解決；他在杭州，看到蘇軾浚通西湖，親手規劃杭州市區圖，教附近的百姓使用煤礦；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叫蔡卞的小官，不過十幾歲的年紀，就把一方面治理得井井有條，他在治區要求百姓種植棉花和水稻三七分，而新開懇的田地則可以棉花水稻六四分，把松江邊上官員們解決不了的問題，輕易的解決了，他異常嚴厲的打擊富傢俬放高利貸，監視錢莊的利率情況，對於一些官府不願意解決的貧困戶的問題，他下令這些五等戶中的貧困者，可以由縣府調查清楚後，押結作保，讓他們去錢莊借錢買種——司馬夢求所過諸縣，便是《論語正義》的署名作者唐棣、柴氏兄弟等人所在的縣，都沒有人能比這個蔡卞做得更好。

這一年多的所見所聞，把司馬夢求的希望慢慢點燃，所以他又回到京師，就是想看看這個似乎是突然冒出來的石越石子明，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